再论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兼及其与刘裕代晋的关系

京口北府集团属于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军功受益阶层"——在这个阶层内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低来确定一个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有无和高低,这使得晋宋鼎革之际京口北府集团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而且,这个发展轨迹与刘裕代晋具有紧密的一一对应趋势。在第一阶段,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强势军功突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有效控制,军功受益阶层形成;在第二阶段,北府集团内部出现权力分化,借着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刘裕阵营中资历浅、年纪轻的一辈将领开始跻身国家方镇之列,刘裕阵营军事政治优势突显;在第三阶段,随着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刘氏宗亲、戚属开始取代军功将领出任方镇,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也就在这种权力的交替中,刘裕代晋水到渠成。     

《宋武帝传》评介

正宋武帝刘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虽出身底层,却亲手终结了东晋政权并创立刘宋,从一名低级军官一跃而成为南中国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晋宋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张金龙教授所著《宋武帝传》2020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付梓,收入该社"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该书以刘裕为中心,将其置于晋宋鼎革历史大背景之下,客观呈现彼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局与南北方军事斗争过程,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刘裕传记。该书正文共十五章,兼有结束语及附录,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浅析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的原因——从武则天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谈

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

南京江宁出土的刘宋罗健夫妇、罗道训三方买地券,为研究六朝建康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释读、考证券文可知,罗健与罗道训为父子关系,其原为堂邑郡高山县人,后南渡过江,著籍南徐州南彭城郡。东晋末年,罗氏父子追随刘裕代晋建宋,活跃于刘宋政治中,由此迁居建康周边,买地营葬。罗氏家族的活动是晋宋之际建康周边社会变动的缩影。     

试论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变化

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产物,开始形成于东汉末年与曹魏时期,两晋达到全盛,南朝时由于庶族地主与皇权相结合,政治地位显著上升,门阀地主逐渐衰落。本文拟就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这一变化作一初步探讨。     

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

考察陶侃的生平及陶氏家族兴衰的过程,可为了解两晋之际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提供一新的视角。陶侃以武功崛起于两晋之际,并一度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但陶氏家族的寒门地位并未有根本之改变,其作为庶族武装力量的兴起只是一个特例,而它的中衰才具有某种必然性。     

晋宋之际佛学社会化原因初探

佛学自晋宋之际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化思潮,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佛教自东晋开始与政治联姻,由此开始走向全面兴盛;二是晋宋之际士人信仰多由道教转向佛教,从而为佛学社会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三是佛学与本土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从而为佛学社会化扫清了主要障碍。     

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56页。定价5.40元。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史学佳作。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总的说,多属静态的观察,而缺少动态的研究。《门阀》一书正是在动态方面进行了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众所周知,东晋一朝皇权不振,几家门阀士族相继专权。对东晋的政治产生了巨大     

谢玄：从“芝兰玉树”到“冠军将军”

正中古时代,门阀政治大行其道,在东晋时也达到了巅峰之境。所谓东晋门阀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王、谢、桓、庾等门阀士族权倾朝野,与司马氏皇室共掌天下。因此朝堂之上,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北方的前秦政权势力不断扩张,并开始向南侵扰,对东晋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出自陈郡谢氏的大族名臣谢安多次力挽狂澜,使东晋王朝转危为安。而辅佐谢安的诸家子弟中,自然要数其侄谢玄的功业最盛。     

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专制君权的有机构成。东晋一朝百余年间门阀士族专政，他们在掌握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东晋时期发生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禁卫军权有密切的关系，朝廷利用禁卫军承担宫殿保卫和京师防务，叛乱专权者亦注意亲自或任命亲信担任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便专断朝政。禁卫军权对东晋政治的影响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关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另一个侧面。     

制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一种写法——《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范式意义探析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雷氏认为除传统研究范式外,可从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中建构出政治思想的复杂脉络,这种由制度分析揭示出来的思想史可称作"制度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但需要分析思想家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对制度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思想予以阐发,这正是制度思想史的必要性所在。而制度思想史"制度分析"和"技术分析"的提出,使得这种制度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制度思想史的提出,不但使旧史料具有了新的价值,更使思想的阐发回到了历史现场,同时也为平庸时代思想史的撰写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毫无疑问,该书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探讨。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嘉绒藏区推行的土司制度不但有效治理了藏区,而且也促使藏区少数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本文以嘉绒藏区为中心,从藏区的政治形态、原始社会生产模式、传统文化等方面剖析了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脉络,探求了该变迁的规律和特征,认为嘉绒地区的民族政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始社会生产模式解体,传统文化走向多元性而且在和周边文化交融之时,嘉绒藏族文化也流传至内地。     

移民与信仰——南朝道教墓券的历史背景研究

本文认为南朝道教墓券反映出来自北方的永嘉移民及其后代,因"军乱"而无法再回归故里,只能舍却"先人"旧墓,死后在南方新入籍之地安葬的复杂心态。这批墓券反映的道教信仰,正与晋宋时期天师道经典中对"无极大道"神格的崇奉相吻合。结合史书、小说的点滴记载,可知两晋之际主要是来自北方青徐之地的流民南渡,将"大道"信仰带到江东。晋宋时期,具有"大道"信仰的北方流民主要分布在京口、晋陵一带。到南朝中后期,"大道"信仰又随着人口的迁移进一步向今天的湘赣、两广地区扩展。这样的论述会在现有的早期道教史"五斗米道-天师道"一源单线的论述模式之外,提出某种新的可能性。     

论唐代范阳卢氏世宦的盛衰

范阳卢氏在唐代的世宦,整体上是衰落的,其与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一样,每一房的世宦发展并不平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且高级官员和中低级官员比例差异较大。门阀士族的家产境遇及门荫制选举地位的演变,是影响门阀士族世宦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门荫制是影响门阀世宦的直接因素,而门荫制的衰落主要是由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发展造成的;进士科只为门阀士族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历史可能。     

南朝门阀制度衰落的原因

门阀制度在刘宋时期开始有了衰落的趋势。究其原因,不出内外两方面,内部原因是士族自身的腐朽,外部原因是皇权逐渐加强和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枢。     

二十世纪国内中国家庭史研究述评

春秋时期孔子面对宗法制度松弛、个体小家庭普遍建立的情形 ,提出了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制度的相关礼仪 ,此后便作为规范沿用下来。宋代欧阳修和朱熹面对政治型的门阀士族解体、血缘型的家庭制度建立的情形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沿用的仍然是孔子的理论。直到上个世纪初学者才开始把家庭作为审视对象 ,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家庭问题。近百年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后两个阶段以大陆学者的研究为主 )。一、“五四”前后到四十年代末进入 2 0世纪之初 ,传统的家庭仍然作为中国人习惯的生活模式稳定延续着 ,而当时已经是中国社会最为激烈…     

刘裕七月灭后秦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安帝纪》义熙十三年云:"秋七月,刘裕克长安,执姚泓,收其彝器,归诸京师."而同书卷十三《天文志下》在列举了大量天文现象之后却写道:"义熙十二年七月,刘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擒姚泓,司、兖、秦、雍悉平."对于刘裕灭后秦这一件历史大事的确切时间,《晋书》的记载自相矛盾.那么,它究竟发生在七月,八月,还是九月?     

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

<正>一、商周至上神的演变:从帝到天帝同一性王国维认为商周之际发生过一次巨变:"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