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万时期徽州家谱编修变化刍议

随着明代基层宗族组织的发展,家谱编修也随之兴盛。在明代家谱中又以徽州家谱素称发达,尤以嘉万时期为最。这一时期徽州家谱在家谱编修数量、质量方面都较之前有较明显提升,特别是家谱体例创新、形式多样更成为显著的新动向。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家谱编修的理念从传统谱牒学向家史进一步转变,不断地扩大了家谱的内容和形式;徽州宗族组织的不断完善,对家谱编修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徽商的崛起和徽州社会风俗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徽州家谱的发展;当时流行的文学复古运动也助推了徽州家谱在体例上的新变化。该时期徽州家谱编修的新变化不仅直观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保留下了丰富的基层社会史料;也反映了家史发展的新动向,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家史编修理论。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主任朴元教授对徽学的研究有鲜明的特色:把一个宗族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细密的探析,重构明清宗族社会的实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把握徽州宗族社会的整体特征,进而展现中国宗族制度变迁的场景,探讨中国宗族社会与明清社会变迁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16世纪以来,在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作者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徽州柳山方氏研究的论文,并最终结集出版《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是海外第一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徽…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评介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社会控制》）,该书系徽州宗族史、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拓展了明清徽州乡村社会史研究新领域。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蔚然兴起,徽学研究领域日益得以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日前,捧读刘道胜所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研究》）,该著即是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族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这是一部首次系统利用文书资料研究徽州宗族之作。     

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

近代徽州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钱会组织。悠久的钱会历史、发达的会社形态、以及民间庞大的资金存量和旺盛的资金需求,是徽州各种类型钱会存在的基础。钱会深深扎根于徽州民间社会,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钱会在近代徽州的宗族和商业社会中发挥着融资与救助的双重功能,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陈柯云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考

程颢、程颐祖先可靠的世系是从五代开始的,与徽州程氏的联系相当模糊。从宋代开始,徽州学者和程氏宗族为证明二程为徽州程氏所出,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证与谱牒编纂工作,但没有得出为众所公认的结论。二程后裔自宋末南迁后,逐渐与徽州程氏建立了密切联系,但直到明代晚期,在徽州程氏强盛而二程后裔衰微的情况下,二程后裔开始承认祖先为徽州程氏所出,并以此编纂族谱。这为明清时期徽州程朱阙里的创建提供了重要基础。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的变迁历程,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建家族早期历史的生动体现。     

继嗣与继产: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

族内过继是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延续宗族世系的主流做法,虽然也存在异姓继承方式,但仅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徽州宗族在遵循国家法的前提下,从继子的人选到如何上谱书写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并载入族规家法以为定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族内过继行为。现存徽州过继文书具有丰富的内容,再现了族内过继的具体实态,而过继文书的订立,意味着过继得到了宗族的承认,继子获得了合法地位,宗族也试图通过文书把继子应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规定下来,以避免当事人日后产生纠纷,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徽州宗族对乡村社会控制权的不断强化。     

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

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韩国〕朴元火高明清时代的宗族制,最突出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在乡村社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大体而言,从明代中叶开始的扩大宗族组织的现象,在徽州表现得较为典型。关于扩大同族...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