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三川朱喇嘛

1986年初,我们省文联几人准备去民和三川的马光星家,参加他亲戚的一个婚礼,以实地考察土族婚姻习俗。正巧时任省民委主任的祁明荣同志也因公务要去三川,只是行期稍早。他约我与他先走一步,可以多跑些地方多了解些情况。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走访了中川乡和官亭镇。果然不虚此行,在官亭,我听说了朱海山先生其人其事。我一下被吸引住了,连续访问了辛怀志先生等多人。后来,写成了传记文学《名扬三川朱喇嘛》。 前些日子,偶遇《中国土族》总编辑解生才先生,提起那篇文章。他说,土族群众对海山先生都很敬仰,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迹,因而要我取出此文在《中国土族》上发表。 十多年过去了。听说,我在文尾提到的官亭海山图书馆已在上世纪末落成,只是已更名为三川科技文化中心,内中除图书馆外还有其他多功能的文化设施,四层的高楼内专门建筑了海山先生的雕像和纪念堂。我为此感到欣慰又不免有些忧伤。因为十多年来为此事辛苦奔波的辛怀志老人,就在落成典礼结束不久溘然去世。而曾为我提供素材的另一位官亭土族知名画家白峰先生也已作古。 我已年过花甲。想起三十年前曾在离宫亭镇十多里地的军区农场劳动半年之久,后来又去官亭采访似乎与此小镇有缘。但愿此生还有机会再去官亭,看一看那新建造的科技文化中心,也     

启功先生为我作题跋

<正>启功先生为我的书法习作题跋,倏忽之间成了二十一年前的往事。今年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我要把这件深藏心灵深处、从未披露的往事讲述给读者们,借以纪念这位慈如菩萨、心似海洋的前辈。直抒己见获得先生赞许1994年秋,启功先生八十有二。当时,先生已誉满天下,求书者接踵,户限为穿,且已日呈难以挡驾之势。抵京当晚,在京的几位亲近的同道为我接风,当我把想请启功先生为我的书法习作题跋的心愿悄悄告     

《醒世姻缘传》与胡适的“离婚“观——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胡适与钱玄同是好友。多年前,我在忙于各种事情的时候,也附带做一点胡适研究。某次,我询问钱玄同的长公子秉雄先生,家中有无胡适手札,钱先生很感伤地告诉我,均已在文革中为人“夺去”。但不久,钱先生就寄给我几封他手抄的胡适函件,说是玄同先生生前夹在书中,因而留存的。2002年,我得秉雄先生公子端伟、晓峰二先生允许,几次到晓峰先生府上阅读玄同先生藏札,不想又发现几封。下面讨论的就是其中之一。     

短歌当哭

公元２０００年是个凶年,刚祭别了周振甫先生,接着又走了戈宝权先生、柯灵先生和程千帆先生,再加上前些时先行的赵朴初先生,文坛、学界遭此噩运,斯文难再。 欲哭无泪,就是有泪也禁不得接连而来的许多悲哀。长歌当哭,我已无力长歌,只能短歌而哭一哭程千帆先生。 至今我还未曾见过程千帆先生,因为我不是他的弟子,却对他老人家怀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感,我知道我的学业与他相比相差奚止千万里,一见面就会被他洞察而无地自容,这就是当我得悉南秀村他的住址时,多年来一直没去拜望的心理障碍。 程先生１９７８年被匡亚明校长请到南…     

哈密瓜的原产地域在吐鲁番地区——兼与张仁斡、王林二位先生商榷

最近,拜读了张仁斡、王林二位先生发表在《新疆地方志》2001年第四期上的文章《再谈哈密瓜的原产地域》,本不想多说,因我在《也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一文中,就“哈密瓜的原产地在吐鲁番地区”的问题已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但因张、王二位先生提出就一些问题想与我商榷,只好谈一下自己不十分成熟的看法,若有不妥之处,恳请二位先生见谅,并请二位先生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纪念恩师孙作云先生

1976年初夏,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设法调入了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当时,室主任朱绍侯老师已清醒地预感到了学术后继乏人的危机,便对我说:"孙海波、朱芳圃先生都故去了,连老系主任刘尧庭先生也被整死了。先秦史方面的知名教授就剩下了孙作云先生,算是硕果仅存。系里十年未进人,你是唯一的青年教师,就去     

褚师三忆

正2006年11月1日,在我记忆里是一个哀恸万分的日子。就在此日,北京大学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褚斌杰先生不幸逝世。光阴荏苒,而今,褚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但是在这期间,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像电影似的映现于我的脑海心田,先生的人品学品亦每每温润我怀,令我感佩不已。褚先生留给我的记忆太多太深了,限于篇幅,兹就先生对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之三事略作回忆,以聊表对恩师的追思与悼怀之情。     

张贯三先生与其藏书

张贯三先生是近代山西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藏书家。小时候,我几次得瞻老人丰采,并见过他那富甲三晋的藏书。因先生是先父最尊崇的恩师,所以,我幼时的心目中就矗立起他老人家的高大形象。年长后,闻先生生平治学事渐多,又稍诵其诗文,知先父之心仰先生盖有自也。光阴荏苒,一晃过去了几十年,连先生的弟子也多已作古,而撰忆先生的文章却甚寥寥,有感于此,我拟就所闻而述之,以了多年的宿愿。自知矮人观场,难述先生于万一,而又不甘     

忆张仲鲁先生主持开封文史工作

上世纪30年代,张仲鲁先生任河大校长时,我是河大附中的学生。我和仲鲁先生是在1965年相接触的。那时,他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在开封主持文史资料工作。1965年初秋的一天,梁建堂。同志在街上遇到我说,张仲鲁先生想找我谈谈,请我到市政协去一趟。过了几天,我便如约前往。仲鲁先生那时住在开封市政协一个两通间的房子里。我进去时,他正伏案工作。听我报了姓名,他连忙放下笔,热情地招待我,关心地问我解放后的工作生活情况,并把他近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也简单地告诉了我。那种恳挚的态度,就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说,周总理非常重视文史资料工作,撰写文史资料就是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也是我们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并提出要我写一篇有关《河南民报》的资料。这时,我才知道,仲鲁先生事先已了解了我的经历。     

四块糖果的启示

当年陶行知先生任育才学校校长。一天,他看到一名男生用砖头打同学,遂将其制止,并责令他到校长室等候。陶先生回到办公室时,见男生已在等候。陶先生掏出一块糖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励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陶先生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先生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该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们的…     

季羡林先生印象

在着手写这篇印象记时,我心里颇觉歉然。因为我虽早闻先生的大名,却少读先生的大作。诚然象什么吐火罗文、梵文之类,因不能读而不去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可以原谅。但当读能读的书,亦少涉及,在学问上,是有所欠,在情感上,便有所歉了。这种内歉,更因将见、已见先生,而在见后兀自强烈了起来。“为长者折枝,曰‘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我不是很象这拒绝“折枝”的人么？季老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告别他,离开北大后,几天来,老人戴着尖顶线帽,眯着眼睛、微张着口的浅笑慈容,一直在我眼前晃悠。我恼的这自动…     

武侯祠纪行——探访智者的宁静

儿时就读过梁衡先生的《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真觉得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读《三国演义》时,也总是希望诸葛亮能赢,读到诸葛亮病逝时,我甚至流下了眼泪。武侯祠,这个梦中我已来过无数次的地方,今天我终于站在了他的门前。     

荟萃三朝金银币 展示波斯古文化——李铁生先生的《古波斯币》读后感

李铁生先生是著名的外币专家,已编著出版十多部钱币著作。我与李先生交往已久,先生近年所出的书常惠赠与我。去年12月初在上海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先生又赠我一本《古波斯币》,并要我为此书写一篇评论。由于手头事多,有所耽搁。近闻有人已写评论。因此,写此读后感以答先生。     

从小就有“先生”样子

正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作"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     

追忆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我想起了驾鹤仙去已10年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蒋学模先生。今年恰逢先生诞辰100周年,想起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严谨治学,席不暇暖的情景,不觉怀着敬仰和怀念之情,追忆起与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     

凤先生是不能忘却的

去年岁尾,我去丹阳出席吕凤子先生(1886-1959年)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行前接到钱心梅女士的电话,她要我把她父亲钱松喦先生生前对凤先生的敬仰和评价传达给与会者。“我平生最佩服凤先生,他不但艺术高超,而且人品高洁。”这是钱老在子女面前说的。1947年,他亲自送大女儿钱紫筠到正则艺专学习一事,更说明了凤先生在这位卓有成就的传统国画家心目中的地位。张大千先生也对凤先生作过评价,说:“他的才华真高,但是他的生性却很淡泊,简直可以说已到了不食人间烟     

我所知道的蒋仲川先生

我所知道的蒋仲川先生丁宗琪忆述丁蘖整理蒋仲川先生,苏州名人、泉界先贤也。他是引导我对千姿百态的中国钱币终身痴爱的导师之一。我待他亦师亦友,交往是我所永远难以忘怀的。蒋仲川先生生于１８９０年阴历正月初六,其父蒋季和先生为清末苏州著名士绅,仲川先生在年轻...     

我编导《截止训传》的经过

关于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前后历时很久,曲折颇多,也是我电影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清朝的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那一本由段绳武主编、孙之俊绘画的《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     

黄齐生先生在毕节

一九三八年初秋,黄齐生先生偕谢孝恩先生及侄孙晓庄自昆明赴重庆,途经毕节,逗留了十来天。我和我的胞妹文芬在贵阳女子师范上学时,于一九三六年参加演剧活动结识了黄齐生先生。黄老途经毕节肘,我和文芬已从女子师范毕业,回到家乡毕节,在县立女一小当教师。因此,黄老一行在毕节逗留期间,便住在我家里(今毕节城关白花路一号龙门内)。黄老曾应毕节县立男一小校长刘安甫先生的邀请,到男一小(今毕节地区医院内)作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有二:一、介绍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勤工俭学     

发挥史学史研究的现实作用

白寿彝先生倡议召开并亲自主持的这次史学史座谈会,是我国史学史工作者的一次空前盛会。我在六十年代初,曾在北师大学习中国古代史学史,也一度讲授过这门课程。此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已改教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不过,对中国史学史仍然有很浓厚的兴趣,也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作过一些探讨。我以为,近年来整个史学界和中国史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