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史前聚落的多尺度地貌背景分析

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聚落。本文以史前的石家河聚落作为研究对象,从区域、流域和遗址三个尺度,通过实地考察、遥感影像分析,并结合区域环境考古学的研究进展,探讨了石家河聚落形成的地貌背景。以此为基础,对相关人地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变迁

本文从聚落分布、规模、内涵、年代、等级等方面对关中地区西周时期的聚落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关中西部地区聚落数量明显多于关中东部区域,这主要与考古发现情况和关中地区的地貌有关。西周早期是关中地区聚落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广泛的时期,西周中晚期之后聚落数量逐渐减少并集中到关中中部的岐山、扶风、武功、西安一带,说明周人此时在畿内地区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其实际控制的领土。     

河南省禹州瓦店遗址的河流地貌演化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附近的颍河河流地貌演化进行了研究,并对龙山时期的景观与当时聚落、生业的关系以及遗址废弃之后的后生变化进行了讨论。根据瓦店遗址附近的地学和考古资料,并结合环嵩山地区的区域资料,将瓦店遗址晚更新世以来的河流地貌演化分为6个阶段。在龙山文化晚期,瓦店附近的颍河处于中全新世堆积阶段,台地面与河床之间的高差较小,呈现出"水乡"的特点。这样的景观基础为瓦店先民在台地上开挖流水壕沟以及种植水稻提供了可能。而在遗址废弃之后,全新世晚期的河流下切及侧蚀不断改变着遗址的面貌,逐渐形成今日的景观。总之,作为人类主要活动区域的河流地貌,全新世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演化对于聚落考古和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窑洞征服史前黄土高原

窑洞最初出现于半坡四期的关中、陇东、陇中和晋中地区,是因应仰韶中期社会、文化和资源衰退时的替代性简陋居住形式。在此后的泉护二期成为黄土高原上聚落的主体建筑形式,并逐渐向陕北、河套、晋南、豫西和甘青地区扩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彻底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窑洞聚落在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在山顶建造夯土和石砌院落,以适应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内部的分化,丰富和完善了以窑洞这种简陋的建筑为主体的聚落形式。窑洞以其节省木材、适合黄土高原腹地原梁峁地貌的优势,开拓了较仰韶早中期半地穴式建筑形态更为广阔的聚落分布空间,发展出新的聚落样式,影响了之后该地区几千年的居住形态。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的聚落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平原及其周缘的丘陵岗地,以及上游与其支流河谷,其所在地貌以自然岗地和河谷阶地台地为主。流域文化类型的演进以及不同文化类型下聚落的分布,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聚落中心的住宅较早出现地面建筑,逐步由单室住宅向双室、多室住宅缓慢进化并出现排房。聚落形态以散居为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聚落群,出现中心聚落和城壕聚落。     

安徽泗县于庄遗址顺山集文化时期稻作农业与植被景观初探

近年来,顺山集文化多处环壕聚落开展了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针对生业经济与地方性植被景观的分析与重建,取得一定成果,但缺乏对顺山集文化不同地貌类型和聚落形态的相应比较。本文立足一处经区域系统调查发现的顺山集文化小型聚落,继续探索人为堆积的取样方法,开展微体植物遗存分析,揭示其所反映的稻作农业和植被景观,为认识新石器时代中期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地关系提供对比材料。     

藏羌碉楼与村寨

藏羌民族历史悠久、渊源深厚,在中国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交错杂居,其建筑与聚落受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高原地貌和高寒气候等各种因素影响,形成强烈地域和民族特色。藏羌碉楼和村寨数量多、分布广,以四川省西部阿坝和甘孜地区最具代表性。     

后李文化遗址的地貌学观察

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考古资料的相关线索,对后李文化诸遗址的地层和地貌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后李文化时期的地貌特征。后李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鲁北地区的泰沂山前地带,后李、月庄、西河等遗址旁边均为深切的河谷。后李文化时期的地貌与今天相比有较大的区别。在后李文化之前,河流处于泛滥加积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一直延续到后李文化前期。随着地层由黄色粉砂转变为红褐色调的古土壤层,河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下切,河道开始固定下来。但此时河流下切的幅度是有限的。总之,当时后李文化遗址的地貌特征是山前地带的河漫滩或者低阶地的位置。在后李文化之后,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继续发育气下环境的古土壤;二是再次被冲积层所埋没。本文最后根据地貌重建的结果,对后李文化时期聚落的地貌位置和特点、后期地貌过程对后李文化遗址的影响以及地貌与聚落和生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

以苏北地区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运用RS和GIS技术,利用景观分析方法,选取空间韵律指数及聚类分析探讨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划分,结果表明,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徐淮平原聚落规模大而稀疏;淮阴平原聚落规模相对大,较密集;盐城地区聚落规模小而密集。聚落被划分为盐宿地区聚落高密度分布区、徐连淮丘陵地区聚落中密度分布区、淮阴平原过渡性聚落均匀分布区及徐淮平原聚落稀疏分布区四种典型的类型区。     

水与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综述

为了探索正在急剧消失的成都平原"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的关系,本文借由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比较集中地综览了平原上史前各聚落城址之间的历时性共性,对史前城址聚落群与成都平原的地貌、水系、文化习尚、宗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各聚落城址的内部特征予以研究述评,以求探究成都平原上这种"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城址及水的关系。     

辽代“北老河”古道考

"北老河"古道上游河口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苏家堡村东南。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村东乌九营子村南重新汇入西辽河,全长约200公里。地质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北老河"形成于距今约一万年。在西辽河沿岸仅发现少量辽代的聚落遗址,而沿"北老河"故道,则发现大量辽代城市、聚落和墓葬遗址,占该地区目前所发现城市遗址数量总数的65%。契丹民族对自然环境适应性的选择,最真实地还原出了辽代该地区的地貌特征与河道走向。辽代城址、聚落和墓葬遗址具有沿河分布的规律与特点,故从遗址分布上推断:辽代西拉木伦河(潢河)与老哈河(土河)合流后,其下游主河道不是西辽河,而是"北老河"古道。     

北京的地理背景——1950年1月8日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馆 为北京营建学术研究会所做演讲

这份讲稿是侯仁之先生1950年1月8日关于古代北京城地理背景的演讲整理稿。在演讲中,侯先生结合自己亲身旅行所见,并参考历史文献,从地貌特征、交通区位等因素,论述了存在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东部沼泽之间的一条古代南北大道,而大道上分布的原始聚落陆续形成了华北平原最早的城镇。北京小平原位于古代大道的最北端,是古代北方交通的枢纽。坐落在小平原上的古代北京城因此获得地理上的优势,发展成为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     

河南漯河郝家台遗址的地貌背景初探

通过对郝家台遗址探沟剖面和钻孔资料的分析,并结合区域地貌和地层的相关资料,重建了地貌演化的过程。郝家台遗址的地貌基础是冲积平原中地势相对较高的天然堤。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直接在消亡的湖沼之上建立了最初的聚落,并通过城墙和城壕等设施的修建以及在城内不断地垫土加高,很好地应对了冲积平原这种不稳定的环境。     

灵宝铸鼎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变迁的地貌背景考察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选择居址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灵宝铸鼎原新石器时代聚落所处地貌类型的考察,我们发现,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人类主要居住于较低的河流阶地等地貌类型上;仰韶文化中期,人类居住范围扩大,除河流阶地外更高的黄土台塬、洪积扇成为人类居住的重要地貌类型;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人类居住的重心转移到了黄土台塬、洪积扇上,并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从早至晚,人类居址存在一个向更高地貌面转移的趋势。同时,区域水系也是影响聚落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研究的主要进展

西部山区由于生境条件差,很多地区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生态问题和贫困问题长期交织在一起,不仅一直受政府扶贫工作的关注,也受区域乃至全球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相关组织的关注。本文主要从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梳理了自20世纪初以来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理论、实证及生态系统等多角度对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过程及其成因机制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随着多学科融合程度的加强,山区乡村聚落演化的研究逐步从以案例区分析为主的一般性的规律揭示走向以模式探寻为主的普适化的理论体系构建,对于山区乡村聚落,由于涉及更多的生态、贫困等多种区域发展问题,开展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综合性研究的需求会更加迫切,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聚落初探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聚落遵循居高、临水的选址理念,多数聚落面积偏小,等级较低。聚落存在明显的群聚现象,可分为5个聚落群,其内部各聚落等级差别不大,缺乏完整的聚落层次。说明该地区社会等级分化较为简单。     

良渚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聚落级差是指聚落之间规模尺度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环太湖地区的聚落级差始自崧泽文化晚期,其扩大化过程在良渚文化中期达到顶点,聚落级差作为一种现象一直持续至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反映出良渚文化中期聚落级差的极端化,已经超越了一般聚落遗存的范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城市萌芽是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扩大程度的标志性结果,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本身也蕴含了城市萌芽的催生力量。     

聚落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正>聚落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构建了由"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区"组成的保护体系,来保护我国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聚落遗产。名城名镇名村制度建立30多年来,目前已经有123座名城、252座名镇和276座名村被列为国家级的保护对象。但是一些聚落遗产的保护却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地区高强度的建设活动对聚落遗产形成了"乌云压城城欲     

16—20世纪滇池流域的乡村聚落与人地关系——以柴河三角洲为例

本文选取滇池南缘的柴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小尺度范围内复原明清以来柴河三角洲乡村聚落的发展、分布,并进一步揭示明清以降在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滇池流域的人地互动。研究发现,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柴河三角洲在滇池水利开发、三角洲营田技术的运用以及南岸入滇河流自然沉积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迅速沉积,最终形成于18世纪。聚落随着三角洲的沉积不断向滇池岸边拓展。受到土地开发过程和土壤肥力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聚落分布的密度则从三角洲上部到底端逐渐递减。     

山东北部晚商西周煮盐作坊的选址与生产组织

根据山东北部地区盐业考古专题调查的结果,可揭示煮盐作坊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分布规律,晚商及西周时期作坊在选址时倾向于"央子"与湖沼地貌。进一步探讨晚商及西周时期煮盐作坊的生产组织与社会属性,可以推断此时期的盐业生产属于小规模私营行为的组合体,这使得煮盐作坊的选址严重受限于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