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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日,是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大转折的一天。 我身为国防部参谋本部机要组少将组长(后又代理总长办公室主任),曾承办过许许多多关系着所谓“党国”命运的机密大事,听到过延安广播毛泽东主席敦促国民党军政人员放下武器的劝降书(它促使我最后走向弃暗投明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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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张学良送蒋返宁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四天后,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口头表示的以“人格担保”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后,迅速做出送蒋返宁的释蒋行动,令周恩来、杨虎城等感到意外。对于张学良的这一决定,史学界有颇多说法,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遗憾的结尾”和“心血来潮”,是“匆忙之举”,是“忠君义气”。还有论者以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造成的西安局势紧张,来全盘否定张学良的送蒋返宁之行,似乎杀死蒋介石便会解除南京对西安的压力,凡此种种。本文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张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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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蔚,字蔚文,1889年出生于浙江黄岩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自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后,一直在蒋介石身边担任参谋与幕僚角色,由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令(政)部次长,到军委会委员长石家庄、桂林行营参谋长,到国防部次长等,对蒋介石整军、建军及用兵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被蒋视为得力助手和心腹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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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统八次电催 张轸勉强出山 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飞渡黄河,跨越陇海铁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推进。蒋介石为维持那风雨飘摇的政权,急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在河南漯河设立“前进指挥所”,调集兵力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蒋介石再也顾不上与张轸的新仇旧怨,任命张轸为“前线指挥所”指挥官。 然而,张轸清楚意识到蒋介石的用心,坚持不就。后来,蒋介石一连八次电催,最后还是在程潜的力劝之下,才勉强到任。 张轸与程潜除了是上下级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生死之交的朋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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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柏林先生所撰《胡汉民与蒋介石斗争的“三个回合”》,文中述及胡汉民被软禁一节,是这样说的:“1931年2月28日晚,蒋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骗到他的司令部.胡按约赴宴,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宴会,而是南京警察局长吴思豫.吴拿着蒋介石圈阅过的一封控告信,指责胡犯了破坏行政、运动军队等多种错误.胡愤怒之极,叫出蒋介石当面责问,蒋无言以对,只得拂袖而去.这样,胡当晚就被软禁在蒋氏的司令部.第二天一大早,胡即被大兵押送到汤山软禁.”(《民国春秋》1997年第6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特别是软禁的地点变换了好多处,我且按时间顺序录出,愿作石文的一点补充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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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醴泉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曾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辕联络参谋、陆军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徐州警备司令部代理司令。1949年任西南第二纵队司令时率部起义。1993年去世。 1940年,张醴泉奉调至陪都重庆,当上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官。蒋的一口假牙,便由张负责清洗。每晚就寝前,张醴泉将双手消毒后,从蒋的口中取出假牙,作第一次清洗;次日蒋起床后,再作第二次清洗,即装入蒋的口中;午、晚两餐后,又各清洗一次。张对这项工作做得细致妥贴,使蒋介石十分满意。 有一次,张随蒋由市中心返回林园官邸。所乘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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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于1934年12月27日入川,到刘湘出川抗战,再到1938年1月20日刘在汉口病死。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蒋介石与刘湘勾心斗角的事。1935年蒋介石与刘湘互相利用,矛盾重重;1936年刘湘阴谋“送客”,想把蒋介石政权驱逐出四川;1937年蒋介石对刘湘的军事部署完成,压迫刘湘,想把刘湘搞垮。当时,我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任办公室主任,亲历其事。兹就记忆所及,概略述之。蒋介石、刘湘互相利用蒋介石与刘湘互相利用,有一个共同目标,都是反人民、反革命、妄想消灭红军。蒋介石不利用刘湘,不能进入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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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15日,我以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将军的机要参谋身份,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遣人员,随侯腾及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一同入缅,并在蒋介石三次莅缅时参与迎送、警卫及随扈工作,现就我当时所亲历、亲见、亲闻的那些事,追述如后,以存史实,而飨读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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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28年5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第二次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中日两国重大冲突的先声,亦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因此,弄清惨案前后蒋介石对日交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认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南京政府初期的中日关系。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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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32年,国民党军在江西围剿江西红军时,蒋介石常带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和参谋人员到各地视察工作。政学系的头目杨永泰向蒋建议:应将随行的参谋人员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个侍从室,以便于开展工作。蒋介石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只有四个小组的侍从室。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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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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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蒋介石卷土重来,又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一方面通过所谓“训政时期”开始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复召开“国军编遣会议”,阴谋削弱非嫡系武装势力——冯玉祥之第二集团军,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之第四集团军——而壮大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集团军。但其时各地政治分会尚存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空前膨胀,他们不仅拥有十多万兵力,而且控制了北平,武汉两地政治分会,最招蒋介石之嫉视。李济深是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统率陈济棠(第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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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上台后,一改此前美国的"放蒋出笼"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要求.肯尼迪政府阻拦蒋介石"反攻大陆"是因应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发展已使美国政府认识到,新中国政权是稳固的,无法以外力推翻.在策划"限蒋出笼"政策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就如何应付蒋介石的对策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从最初的模糊政策到最后向蒋介石摊牌,政策的出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