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几点设想

盛世修史是中国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修史之先,发凡起例,选体裁,定体例,又是修史的第一要义,故定体例,当慎之又慎。哪一种体例更适合我们即将重修的清史,在我们即将重修清史之前,找到一种更适合的体例是十分重要的。在体例选择上,还是采用纪传体好,同时辅以其他体例在具体设置上,有清史概说、清朝通史、清史编年、列传、志、图表等。     

清朝政区边界复原与清史地理再现——《清史地图集》的编绘实践

历史地图的研究与编绘是历史地理学成就最大的领域。历时近十年完成的《清史地图集》,是这一学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图组七十二幅清史地图都有学术创新点,全部上图地物均经过严密考证,图上任何点、线、面均有文献或舆图史料为证,并且始终贯彻"孤证不立"原则。完整的考证内容呈现在上千万字的《编稿表》里,《编稿表》分"正编"与"辅编",前者收录具有清史意义的地物,后者为绘制政区界线的依据。项目组从"正编"选择近四万个地物上图,据"辅编"绘制宣统三年基本覆盖全国的县级政区界线,从而把政区界线的研究精度从府级提升到县级。《清史地图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历史地图集,它的出版有助于认识清代疆域盈缩、政区设置的全过程和地理面貌的变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

近三十年的清史学界,随着一个个新鲜话题的讨论,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之不断地被引向深入。撷其要略,可析之为四:一是经济史领域经历了由"资本主义萌芽"到"现代化市场经济",再到"过密化"、"江南道路"、"江南早期工业化"诸研究范式的转换;二是社会史及文化史领域高举"新史学"的旗帜,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上,又引进了"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等西方理论;三是"新清史"在族性认同理论的指导下,衍化出"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概念和理论,引发学界对清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以及边疆民族理论的聚焦;四是政治史研究经历了由对历史规律的追寻,到对政府行为、政治过程的关注,并将一切经济行为纳入政治史的视野,成为政治史在新世纪走出低谷的重要选择。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引发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争论。何伟亚对其书题目和一些重要清史料的“误读”折射出了后现代主义对分析历史本复杂意义层结构所持的令人深思的理论。何伟亚对具体史料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可以继续争论的,然而,他从“历史诗学”的角度,对马嘎尔尼使华失败背景和原因的新诠释可能会有助于破解清代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化心理及其符码。     

《明清史探索》提要

《明清史探索》一书出版问世,这是张玉兴研究明清史、满族史的自选论集,倾注了作全部心血,学术造诣极深。此对该书中专门研究清代人物、典章制度的第一至第七部分加以提要,便于读阅读。     

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

西方汉学界近半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研究受到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全球史观和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也影响西方汉学家研究清代历史时的选题和解释路数。西方清史研究先后兴起了五种重要历史编撰范式: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史编撰、世界历史与清社会转型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清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后现代式的清史研究等等。了解西方汉学界的清史研究近年来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清史研究。     

陈垣对清史研究的贡献

陈垣学术源于清学,从早期编辑《柱下备忘录》到晚年考证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其研究经历始终于清史、清学,在清人基础上,治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元史,并开辟清史研究新领域,揭示宗教与清代政治、文化之关系,全面调查《四库全书》,论衡清人著述,总结清代学术与建立近代意义之史讳学、年代学、校勘学,考述清代人物年事,利用档案、僧人语录、学人手札等新材料考史,拓宽清代史料范围。其对清史研究的贡献,开拓与集成兼俱。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     

清史编纂中档案的整理和利用

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是清史编纂工程的基础。目前,中国大陆约保存2000多万件清朝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近代史所收藏了清代档案70多万件,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历史档案馆等也有约3万多件的清代档案。其中,康熙中期以前的许多档案是满、蒙文,康熙到乾隆前期有相当多的是满、汉合璧。清代的中央档案,特别是大宗的内阁题本和宫中朱批奏折是研究清代社会国计民生、庶政刑名各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因此,清朝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应贯穿于清史编纂的全过程,换言之,这一工作是清史编纂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清史列传》标点商榷四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列传》给学术界提供了极大方便,但个别地方的标点尚有待于商榷,略举四则：其一、李光地传载彭鹏劾李光地疏;其二、康熙三十九年二月李光地上康熙帝疏;其三、张履祥传;其四、颜元传。     

清史研究现状中的若干问题与解决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无外乎两样。一是史料,一是史观,抑或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学者津津乐道于研究方法一如西方学者热衷于创建研究方法。然而,历史的客观叙述终究基于丰厚真实的史料,合理完美的理论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非目的。无论如何,挖掘、甄别史料应是每个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西方学者按照其注重逻辑的传统往往痴迷于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多以为历史研究不仅在于叙述过去的历史,还应对未来做出预想。若此,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式的历史叙述,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显得平铺刻板而缺乏科学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界定为"过去的状态",那么,我们对史料乃至历史真实的追求实应凌驾于研究方法的创建之上。     

谢国桢与黑龙江

<正>著名明清史专家、版本目录学家和藏书家谢国桢,1901年5月28日生于河南安阳,1982年9月4日卒于北京。谢国桢先生生前与黑龙江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在“九一八”东北沦陷前,他曾几次来黑龙江,对黑龙江乃至东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文历史,乃至一草一木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谢先生在《清初东北流人考·引论》中曾对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大城市特别是哈尔滨有过这样的记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和最后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回顾六十余年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并取得丰硕成果。但鉴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场比较奇特的中外战争,加强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方面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既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突破点。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在进行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拓展之后,有必要重新回归政治事件史的研究。     

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满学与清史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采访了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柯娇燕教授认为学习满语很重要,清乾隆时期将满文标准化、简单化,而只有在民间满族人使用的满语才是真正的满语.所以,柯娇燕教授认为目前保护好存留的满语非常重要,她还对满族史和清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