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两次佛教“解放”

（一）我出生于1921年．10来岁就进了汉口的栖隐寺,16岁正式剃发。武汉解放前夕,街上谣传共产党要强迫僧人还俗,我虽不大信,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在口袋里放了一把刀,一直放了一年多时间,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我经历的两次佛教“解放”

(一) 我出生于1921年,10来岁就进了汉口的栖隐寺,16岁正式剃发.武汉解放前夕,街上谣传共产党要强迫僧人还俗,我虽不大信,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在口袋里放了一把刀,一直放了一年多时间,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佛教在中国近二千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的哲学、政治、社会、文学艺术及人民生活等各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直至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佛教许多主张和共产党提倡的精神文明的思想是相通的.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佛教也是讲普渡众生,这二者意义上都有以善心和好意来为他人做事情的成分.     

武汉解放时，我与共产党的交往

老尼慈学．今年89岁,自10岁人汉口楱隐寺修行至今,已有八十载。这80年,我或亲历或耳闻目睹了武汉佛教界与共产党交往。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我被抽调到市方志办参与修佛教志和1986年我调至武昌莲溪寺出任住持的经历。让我从中了解到佛教界在武汉革命活动中一些贡献。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     

妙取智送城防图——天津解放前夕的一段斗争经历

近读党史文献,看到当年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将军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的一段讲话。他说：“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我所经历的“粮票时代”

对于“80后”、“90后”来说．“粮票”一词可能闻所未闻,或只在收藏家那里见过这种历史遗存;而对于上了年纪的过来人,却对粮票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新中国成立60年间,粮票从滥觞到终结,竞长达38个春秋,足见其在民众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所经历的西藏和平解放

１９２４年我出生于青海安多藏 区，１９５１年２８岁的我。有幸 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经历了 “十七条协议”签定并得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拥护．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的全部过程。虽然事过５０年。其中的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１９４９年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进行和谈。但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迟迟不派代表，反而在昌都地区的金沙江一线加派藏军驻守。阿沛为首的和谈代表团组成抵京 这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提拔了原任孜本的阿沛·阿旺晋美为四位噶…     

我经历的云南解放

1949年12月9日,一大早起来准备到学校去。但刚走了几步,到了“三转湾”,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拦路。“戒严了!不能过去!”无可奈何,只能往回走。二哥是云南建设厅水利局局长,他跑到隔壁昆明县县政府去打听了一下,回来说：“换旗子了!国民党的宪兵不服,正在解决之中!”     

我所经历的“三反”运动

<正>新中国成立后,由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大批干部由农村进入城市,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生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4日,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     

我在少先队的工作经历

我在少先队工作前前后后近六十年,其中有许多事和人可写。可是漫长的六十年,竟不知从哪里下笔!从解放前地下少先队写起？那不行。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0月13日团中央发出建队决议亦即少先队成立之日,或是从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写起？     

我所知道的贵州省银行

贵州银行于1940年以官商合办的形式组织成立;1947年发还商股,收归官办,改组为贵州省银行;1949年贵州解放后结束。该行成立初期,我是负责筹备人之一;1948年7月到解放前夕,我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其中内幕,知道得较多,现将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实逐一回忆,叙述出来,以供参考,错误之处,希熟悉该行内幕的读者,予以补充纠正,以使史料更臻翔实。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的一场险斗

20世纪40年代，我先后在北伐和抗日名将唐生智创办的耀祥中学就读和工作，并参与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读书会，耳闻目睹了唐生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积极推动湖南和平解放，并成功逃过桂系部队“围剿”搜查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两次在柳州散发革命传单的惊险经历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工作,虽然很少看见弥漫的硝烟,听不到“隆隆”的炮声,但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仍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因此,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要敢于面对种种惊险,接受种种考验,随时做好被捕和牺牲的准备。现在回忆解放前夕的两次散发传单的亲身经历,我仍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惊险和考验。当然,惊险过后得到的总是欣慰,是胜利者的喜悦。     

派傅冬菊做傅作义的工作——王汉斌细说北平和平解放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直接参与和领导了傅冬菊、李炳泉等人争取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为进一步挖掘北平和平解放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保存珍贵史料,我们访问了王汉斌同志。王老带着我们穿过历史的长河,一起回顾了那段往事……     

我经历的太原解放战役

我出生于一个旧军人家庭。父亲曾跟随黄国梁参加过北伐战争,在中任个小官：当时黄国梁是山西一标标统,阎锡山是二标标统,打进西巡抚衙门后,击毙了山西巡抚陆钟其,阎锡山掌了兵权。后来黄国梁编成了十二混编旅,父亲退出了军界。回不了老家,便在晋买了房子和十几亩地,带家眷留在了山西,有时帮黄国梁办一些地方上的事。     

千里奔走:为了西藏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西藏这个以藏族为主体、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共产党将政治争取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努力实现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1月20日,     

建国初期我的税务工作经历

选择税务,热爱税收,从店员成长为一名税务人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决定从各行业中招收一批符合国家要求的人员,充实到国家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我当时刚17岁出头,正在一家油盐商号当店员。当看到公安、税务、银行、保险等部门招人的信息,我选择了税务．向武汉市食品业店员工会申请报名,同意推荐后,经市店员工会和市税务局派人面试,体检合格．经审查后录取。录取通知书送达后,商店门口一下子热闹了,大红喜报也贴上了墙。     

我所经历的批斗彭德怀

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是在1958年12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当时我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大会。12月1日早上大会通知彭老总要在国防部大楼会议厅接见大会的军队代表。我有幸和其他搞技术工作的代表被安排在下面第一排就坐,差不多和彭老总面对面。他那时刚好60岁,     

我的远征军经历及两次牢狱人生

我是1917年出生的,今年已95岁了。方正是我的笔名,我真实的名字叫蒋伟。因为过去总是用“方正”作笔名,真实名字反而没人叫了。我出生在上海,家里很穷,14岁就在当铺里当学徒,上不起学,初小都没毕业,一辈子一张文凭都没有。但是我有文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因为我能写能画,别人都叫我“万宝全书”和“多面手”。我这一辈子算是被文化害了,却又沾了文化的光、被文化救了。     

我所经历的批斗彭德怀

<正>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是在1958年12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当时我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大会。12月1日早上大会通知彭老总要在国防部大楼会议厅接见大会的军队代表。我有幸和其他搞技术工作的代表被安排在下面第一排就坐,差不多和彭老总面对面。     

武汉解放前后我所经历的二三事

1948年9月,我任江汉军区中共鄂中地委天汉县委城市工作部的秘密交通员,来往于武汉至天门县的农村,主要任务是接送从上海、苏州、南京、武汉来的地下党的学生干部。这些同志的身份暴露或被敌人怀疑,已经列入了“黑名单”,戴上了“红帽子”,如不迅速把他们转移到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