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二）

（一）辛亥革命前后俄英策动的边疆“独立”（1）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后,沙俄加紧了在我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利用开办“新政”的机遇,在边疆实施“新政”,力图改变边疆落后、守旧的社会经济文化,增强边疆防务。1909年底,清政府开始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沙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方面,沙俄利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停止已实施的新政措施,     

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清前期,疆域基本上固定下来,东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领海,西到葱岭,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沙群岛。在广袤的疆域内,既有中原内地,也有边疆地区(包括陆疆和海疆)。中国的边疆十分辽阔,居住着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气候和地貌与中原内地有很大不同。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有别于内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片边疆领土被割占。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近代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复杂多变的中国近代边疆形势,…     

近代以来中缅边界变迁原因浅议

近代以来传统中缅边界发生剧烈变迁,不到百年时间边界向中方境内大大内缩,原属中国的一些领土被划在了今国界外。本文从发生原因上探讨近代以来中缅边界变迁问题,这对于目前中缅的边界状况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旨趣与路径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蕴含了近代中国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的学术奋斗,也蕴含了近代国人构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艰辛实践。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是晚清民国时人“边疆研究”所涉相关机构、制度、人物、刊物、学科及其应用等事实、思想、影响的总和。需要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获取前人对边疆建设、边政改良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的卓越见解。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应抓住学人和学术两个重要环节,把握近代边疆学术服务边政之主旨,以对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及其应用做出科学评估。     

开阔思路,深化中国边疆史研究

2010年1月1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围绕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展开。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上述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将两部专著放在学术研究进程中加以评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疆域与近代边界研究进程及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以下几篇文章即选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中缅佤族跨国境格局的形成

佤族是一个以阿佤山为中心,主要分布于中国和缅甸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的跨国境民族。跨国境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民族压迫或人口压力等因素,导致某一民族的一部分由原先居住的国家向邻国迁徙,从而形成跨国境分布的格局,即形成了所谓的跨国境民族;另一种情况是,某一民族原来就居住在某国的边境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迁徙,但由于边界的变动,从而成了分布在两个国家的跨国境民族。     

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述评

近年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研究、近代文物价值认知变化研究和近代"文物"概念异同比较研究等。只是这类研究多限定于单一学科,多停留在对概念本身含义的阐释上,未能关注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应以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为整体考察对象,重新研究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重点关注中国"文物"概念的学术考证、欧美近代古物观念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时代语境研究、近代中国典型文物观念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重新呈现文物作为物质的文物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在观念上的多重面相,以使近代中国文物变迁史的研究更加丰满。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化史研究室主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杂志社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近30位学与会。     

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

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边界较长,为了便于说明,按目前中印外文界的说法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３段。本文主要根据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和我方解放后划界的资料,辅以西方人的游记。揭示了英国在中印中段边界上侵藏的史实,论证我方今日所定边界的历史依据。文中认为,后来独立的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完全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遗产,在这段边界上采取同样的立场。     

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近代天津九国租界边界考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拥有专管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于1860至1902年间先后设立了九个国家的租界。各国租界或历经多次扩张,或与相邻租界间重新协商划定边界,或发生租界兼并,边界几经变化,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诸多历史地图和文献中,关于天津九国租界的边界缺乏统一的描绘,乃至错误颇多。本文对近代天津相关历史文献与历史地图进行考证,以期得出较为准确的近代天津租界边界地图。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     

姚莹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姚莹及其著作《康輶纪行》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姚莹的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从内容上看,包括西南边疆史地学研究和海外史地学研究;从历史意义上看,具有醒悟的思想启蒙意义,鲜明的近代意义,纵观古今、横贯中外的世界意义。     

组织跨学科力量对中国边疆重大问题研究进行联合攻关

中国边疆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它的研究内涵既包括历史和现状,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国际法、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因此,要深化对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必须要组织跨学科的力量,进行联合攻关。     

姚莹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姚莹及其著作《康輶纪行》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姚莹的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从内容上看,包括西南边疆史地学研究和海外史地学研究;从历史意义上看,具有醒悟的思想启蒙意义,鲜明的近代意义,纵观古今、横贯中外的世界意义。     

近代移民与牡丹江区域经济变迁

近代移民是牡丹江地区人口的重要来源,在近代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移民的大规模到来,才使得区域经济得以开发,农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并促成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城镇的繁荣.     

有轨电车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1899-1937）

有轨电车在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共交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意味着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共交通,由人力、畜力向机械转化,并以其快速、经济、运量大的特点吸引了大批的客流。同时,由于有轨电车在各大城市的发展,使这些城市的空间布局、市政建设、商业发展得到了更好的优化;市民的出行方式、生活节奏亦发生改变。     

地方传统、国家政治与边疆秩序--从民国西康考察影像出发

近代以降,中国开始经历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变迁是要将清帝国边缘藩属及其中的部落族群转化为民族国家内的边疆与少数民族。西康作为一个关键而典型的边疆区域,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一改造实验的前沿地区。本文以1939年西康建省前后进行的两个社会考察为例,通过图文分析说明边疆社会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被再现,从而探讨知识生产和时代结构之间的共振互动,评估地方改制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调适摆荡。此项研究有助于融通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研究,为理解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转折提供另类角度。     

“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研讨会综述

2013年8月26-28日由吉林大学"985工程"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社会科学报》吉林记者站、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