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要密切结合史学实践

为了开创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需要回顾史学理论的发展,总结经验,了解 现状。中国学术界现代意义的史学理论是从本世纪上半叶产生的。那时许多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曾在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的基础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史学理论要引导史学研究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历史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记录,反映人类进步的足迹。从这些记录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揭示出规律,以资政育人,烛照现实和未来。这应该是史学的主要功能。如果人类没有历史学,不从历史学中汲取智慧,人类将永远幼稚,重犯昨天和前天的错误,踏步不前。     

史学理论要与史学实践相结合

一切学术研究都有其理论的与实践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反相成的。没有理论,实践就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理论就是空洞的。任何学术研究,如果要求既不盲目又不空洞,就必须使理论与实践两者时时刻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理论不断地被实践所充实、所调节、所提高;同时另一方面实践也就被理论不断引导着而日愈深入。     

史学理论研究要“接地气”

<正>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今年已经是第18届了,这对于一个改革开放时代才出现的新学科是很不容易的。本次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有40多位学者宣讲了自己的论文。总体而言,这些论文在史学理论领域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均有所拓展。为此要感谢与会者和东道主浙江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所周到细致的筹备工作。     

要重视国外史学方法论的研究

国外特别是英美德等国的历史学家近来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是关系到历史学能否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的大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国历史工作者的密切注意。我国史学界多年以来,采用议论和复述的传统研究方式,分析的方法又是平面型和单线型的。毋庸讳言,左倾路线和十年浩劫     

史学工作要面向群众——史学杂话之三

最近陈伯达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讲到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时,有这么几句话:「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主要的应该是为人民所大量一需要的东西,是在某一科学领域里面带重要性和群众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应该有一定的目的性,其结果要能够解决一些带重要性和群众性的问题,不要只是追求一些枝节的事情,不要只为研究而研究。「(原文见「人民日报」我是从转载于九月八日的「长江日报」上看到的)这是个重要指示,这是叫所有科学研究工作者,都面向群众,面向「人民所大量需要的东西」,而走出自己的牛角尖,史学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

很多同志指出,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史学思想方面问题的探讨。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史学思想探讨在史学史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围绕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应当说,这对史学史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下面说说自己的想法。(一) 我国史学史上,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著述反映目己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和著史的大旨。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考察一定的目然条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说     

口述史学在史学研究中的功用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最早形式。在西方,最早的史学形态就是关于公元前12世纪特洛耶战争的口头传说。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由盲诗人荷马将这些传说编纂为史诗——《伊里亚特》,它标志着西方史学的萌芽。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史诗;但是《诗经》有许多篇都是记史之诗。此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口头的资料——“语”。《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向楚庄王谈教育太子的内容包括九种,语即为其中之一。“语”是什么?韦昭注云:“语,治国之善     

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

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海涛白寿彝先生在将近７０年的漫长而辉煌的治学道路上,留下一段“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的深刻的足迹,记录了白先生在史学领域努力摸索前进、不断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开拓、逐渐完善自己的史学思想的过程,同时反映出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     

治史学要成家——缅怀白寿彝先生

去年这个时候 ,我在事先约定 ,到北师大教工宿舍去拜访白寿彝先生。我知道白先生有病 ,著述又忙 ,常想去看他 ,也想多讨教 ,但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或休息。经与小刘同志联系 ,回说白先生欢迎我去 ,想和我多谈谈。于是我马上前往。见了面 ,白先生首先问 :最近干什么 ?有什么大作 ?我知道这不是套话。几十年来 ,无数次见面 ,他总是这样的开场白。这是对我具体的关怀 ,也是切实的鞭策。从问答中 ,他发现问题 ,可以作针对性的指教。我说 ,最近又在读《史》、《汉》。脑际不禁忆起六十年代初白先生教导我精读《史记》的情景。由于种种原因 ,当年还…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史学队伍

党的十二大,把我国历史推进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历史赋予史学极其光荣的使命。一切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都受到极大的鼓舞。古人一再慨叹的“志士无时亦少成”(王安石:《读唐书》。《王文公文集》卷七三)的局面,在我国的土地上正在被最后清除掉。     

权利视野下的史学研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权利史

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权利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内容,反映着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变革和转型总是和某种新的权利观念联系在一起,并随着这种权利观念的逐步制度化而发展。权利作为学术概念在法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领域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研究,但权利和权利发展问题却长期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权利发展的历史是认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也可以用权利意识的发展、权利内容的丰富、权利保障的程度等来衡量。史学不应置身于权利研究之外,而应积极关注、研究和总结世界各国人民在权利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史学遗产与史学的继承创新

正我的这篇短文想讲一个"老问题",一个并未过时的老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力倡导创新的时代,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一时代的主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同样需要创新,需要创造出符合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史学成果,以有助于历史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史学理论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２０年前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次全会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冲破了“文革”之后的“两个凡是”的教条的束缚,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变,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     

续志出路在于百花齐放

新一轮修志工作正欲启动,相对于20多年前首届新修志书开始时那个单一的社会来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空前活跃、完全崭新的社会,各行各业都已经无法沿用老的一套来指导当今的工作,那么,对于即将投入续志的我们方志界来说,是否作好了准备?据说一些地方续志已经上马,我觉得其勇气固然可嘉,然其做法却未必值得称道。     

塔尔列史学研究刍议

一位苏联学者曾经引用古罗马杰出的演说家、政治活动家西塞罗的名言和俄国著名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对这一名言的补充来形容塔尔列。西塞罗的名言是:“演说家是造就的,诗人是天生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补充说,演说家有造就的,也有天生     

史学研究与档案

我国素有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档案与史学关系密切,相得益彰,“史学因利用此一原始的丰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质量,档案工作又因文学研究的需要而获得了提高,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起到了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作用。”     

香港的史学研究

香港的史学研究郭少棠邹重华董群一１９２７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之建立,当为严格意义上香港史学（限于华人）之发端。香港富商冯平山为鼓励和发展国学研究,捐资１０万元在港大兴建“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于１９３２年完工,发展成为香港最重要的中国史籍资料库。初期的中文...     

史学研究三议

<正>当前的史学研究,成绩不斐,但可议、可改之处不少,兹举三端,与同行共商。一、通识、通才之难见1949年后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学者?这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思考的问题。史学界自然也不能例外。返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大师辈出,这确实值得学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