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法实施考论

公务员考核的法治化管理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题中之意,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考试院管理公务员的考试和铨叙事项,考试院铨叙部的公务员铨叙职能虽然有大量宪法性文件规定,但是国民政府通过的《公务员考绩法》和相关公务员考绩条例并未明确并保障该项权力的运行,铨叙权的执行性法律规范仍然将对下级公务员的考核铨叙权力授予了公务员所在机关的长官,...     

大悖初衷——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嬗变及其实施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受抗战影响较大,党治色彩浓厚。该制度系近代首次以法规的制度形式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举措,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很差强人意,主要表现为参加考绩人员比例严重偏低,而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奖励的无度使用,既破坏了考绩的制度规定,又"徒糜公帑",远离考绩制度的初衷。     

民国时期公务员制度述论

从1987年开始,对公务员制度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但是这种研究却着重于西方的文官制度,对民国时期公务员制度的研究尚是阙如。其实,早在1928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刑法》中已有了“公务员”一词,接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行政法规整理委员会提议将一切官吏改为公务员。1933年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恤金条     

明代宗室法律特权及其上下分野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通过颁布《皇明祖训》规定了明代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勋戚的法律特权。明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口增多,朝廷对于宗室的管控趋于严格。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颁布的《问刑条例》都载有直接约束宗室的条例,却表明宗室一直是朝廷区别对待的群体,其法律特权与洪武时期相比有所变动而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嘉靖四十四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则显示出,宗室法律特权的变动依据爵位高低而呈现上下分野,亲王法律特权始终不变,郡王、将军而下宗室所受法律约束增多,并呈现出被纳入普遍法适用范围的一些迹象。     

浅析《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的重要意义

2006年5月1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全国性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并于当日实施,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阶段。一、充分认识《条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条例》明确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地位。我国自隋唐以来,历代都将修志确立为"官修",修志是"官职"、"官责",并颁布政令对修志进行统一规范。我们党四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新编地方志工作。早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     

元代考课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或"考功",是中国古代朝廷对各级官员任职期间的政绩考评。考课制度起源很早,先秦时已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之制。到了唐、宋时期,考课制度不但有专门的官职和机构,还有一套完备的考课标准和程序。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元世祖忽必烈在金朝制度的基础上,采行了中原官僚体系中     

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

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慈鸿飞本文对我国２０－３０年代教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及生活状况提供一点历史资料。一这个时期大、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差别较大，大学教师的工资相对较高。１９１７年５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国...     

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任期制是唐代对县令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就制度规定而言,唐代县令任期在三年、四年或五年间不断徘徊,而实际迁转中的任期往往少于制度规定的时间。其原因既有唐虞时期"三载考绩"制的影响,也有唐代统治者选拔人才措施及地域条件方面的因素。县令任期过短对唐代基层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南京政府公务员制度(1930—1937)考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学习西方近代文官制度和借鉴南京临时政府等文官法的基础上,初步制定和推行了公务员法。1930年至1937年,公务员制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是公务员制度最为典型、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仅对此时期进行初步探讨。     

湖北省运送难民办法

一、本省运送难民除遵照行政院颁布之非常时期运送难民办法及运送难民应注意事项办理外,并依照本办法办理.二、运送难民以车船运送为原则,如车船不敷支配,得斟酌情形督饬步行,其不能步行之老弱妇女,应暂设法收容,相机运送.     

《中国移民史》唐宋湖南移民实例考校

《中国移民史》列有109个唐宋湖南移民实例,本文对其中在史料和史实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65例进行了考校,并归纳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史料的理解与引用有误。这主要表现为一人误作二人,甲卷引作乙卷,姓名张冠李戴,牵强列入或列之无据,将移民与移民后裔相混淆,以及有关移民迁移的时间和地点等方面的问题。二是没有考察史料的史源。这主要表现在:引用后人史料,没注意到前人文献中已有相同的、甚至更为可靠的史料,没有甄别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没有考察相关史料,对引用史料中所提供的一些有关移民信息的线索没有追根溯源、旁征侧证。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索引》校正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是研究有清一代中下级官员及职官制度,乃至清代历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第30册《索引》按官员姓名笔画顺序排列,以方便读者检索。但《索引》存在不少讹误漏略之处,主要表现为姓名遗失、姓名书写错误、人物资讯遗漏、人物资讯误加、册次讹误、页码讹误、姓名排序错误等方面,本文分别加以纠正,期有裨于读者检索利用。     

《新唐书·公主传》拾遗补正

本文在前辈学者们对《新唐书·公主传》校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石刻史料对《新唐书·公主传》中的部分错误进行再校正,并补充几位漏载的公主和一些记载简略的史实。     

国民革命时期安徽若干历史问题辨正

国民革命时期,安徽政象复杂,许多史实扑朔迷离,不易厘清。现存史著在重构此段历史时,存在不少史实上的错误,亟待纠正。     

对沿江史志错载渡江时间的考证与反思

一些沿江史志著作和渡江战役资料,错误记载本地渡江时间,这一错误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错载渡江时间的原因有三个方面：1．史志工作者采纳的资料靠不住。2．成书过程缺乏与周边史志部门交流和探讨。3．沿江史志著作缺少注释。史志著作错载渡江战役时间是当时当地人们包括史志工作人员对历史认识局限的一种反映,既是编史修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又应该引起史志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从中汲取有益于日后更好治史的教训。消除错载影响是史志工作者的责任,史志部门应该认真对待,及时公开纠误,把历史真实面貌原原本本地交给广大读者。     

全面、客观、系统：论志书编纂的三大准则

全面、客观、系统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志书编纂的总体要求。它既是对横排门类、述而不论和纵述史实等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又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提升与完善,因而是志书编纂应予遵循的重要准则。由于它涵盖了志书编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所以对促进方志学研究和修志实践的逐步深入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关键——评《新中国70年》

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一个关键问题。《新中国70年》是一部贯通描述新中国70年历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史书。在章节布局上,该书将改革开放前的几个犯错误时期和基本正确时期合在一起;在编撰内容上,将犯错误时期的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在书写行文上,注意将改革开放前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相呼应,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这样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实践上是值得称道的。     

唐代黑水都督府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唐开元年间先后在渤海北境、黑水靺鞨地方设置勃利州、黑水军、黑水都督府。从文献与考古材料双重视角入手,可以对与黑水都督府建置有关的勃利州(渤州)、黑水靺鞨道、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黑水靺鞨思慕部等问题进行梳理和考索,又结合渤海与黑水靺鞨军事对抗导致黑水靺鞨自牡丹江中下游不断北移的历史背景,再考黑水都督府的具体地望。研究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辖区以及黑水靺鞨思慕部相对位置关系,又考虑其为具有地区战略意义的和扼守渤海上京以北、贯穿南北黑水靺鞨交通孔道的军政重镇,萝北县江岸古城当为唐开元年间设置的黑水都督府治所所在。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史

研究和编纂史书,弄清史实很重要,但是,光有史实还不能成为史书。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研究和编纂国史,必须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egal opposition to Japanese Antarctic whaling

ABSTRACT

Whaling has been a consistent theme in Australia’s relations with Japan since the 1930s, Australia having endeavoured to regulate, restrict, or bring to a complete halt Japan’s Antarctic whaling virtually since it began. Australia’s motivations have been mixed, involving at various points, some combination of protection of Australia’s coastal whaling industry, concern for Australia’s security, for safeguarding Australia’s Antarctic territorial claim, and more recently, concern for Australia’s whale-watching industry and/or for the whales. Sinc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became a primary factor in the 1970s, Australian policy has been aligned with that of anti-whal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lbeit that certain actions of NGOs have caused difficulties fo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Law – inclusive of legal argument in the course of diplomacy, domestic laws, and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 has been a mechanism of influence us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NGOs. This paper traces Australia’s legal opposition from its beginnings until Japan’s announcement in December 2018 that it would end Antarctic wha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