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与越飞会谈时间的探讨

近年出版的若干近现代史书籍都记载说,苏俄代表越飞曾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和一九二三年一月前后两次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说明首次会见的时间为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如尚明轩同志所著《孙中山传》所附《孙中山年谱简编》载:孙中山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寓所与苏俄代表越飞会晤(李大钊、     

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沿革

<正>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2年9月,在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     

孙中山建设汕头规划评析

<正>一、港口和铁路建设是孙中山建设汕头规划的两大重点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坚定不移地领导民主革命的同时,十分关心未来国家的建设事业。1919年8月,他指派朱执信、廖仲恺在上海创办《建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交锋——读李玉贞新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今年5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新书,该书汇集了作者30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1919-1927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史:从俄国革命党人与孙中山的最初接触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孙中山的初步合作;从列、孙相继逝世后的斯大林与蒋介石之间的利用与     

1919年“南北和议”前后西南内部的斗争

一、和议前西南各方利益要求及斗争焦点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当时,桂滇军阀也混迹其间,但实际时时准备妥协。桂系篡夺军政府后,北方直皖争斗加剧,徐世昌因高唱“和平”坐收渔利,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宣布停战。同时,英美等国为重新瓜分在华利益,也“劝导”南北双方“言和”。所以,南北“主战派”代表孙中山,段祺瑞只得默认已成之局,议定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正式召开和会。     

平民总统孙中山——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散记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短短几个月,全国独立的省份已达17个．东南重镇南京亦于1911年12月2日宣告光复。各省代表从武汉移驻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决定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由沪乘车前往南京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哈同花园乘马车出发直驱上海北站。     

黄埔港发展小史

辛亥革命后,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183;实业计划篇》昭示国人,主张开辟“南方大港”,港址选定黄埔深水湾,与东方大港(上海)、北方大港(塘沽)鼎足而立,为我国三大世界港市。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秘密保镖

1911年12月25日才从海外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席不暇暖,又风尘仆仆地赶去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的南京城光复还不满一月,战争刚过,秩序相当混乱,政情又特别复杂,各种公开的与暗藏的敌人随处皆有。孙中山先生一身既系革命之安危,又负全国人民之重望,对他的护卫工作是当时革命党人既特别重要又非常艰巨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是由谁担负的呢?在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离上海赴南京任职时,由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负责筹划孙的护卫工作。他抽调了上海军政府与上海商团中最精锐的卫队与谍报人员,由军务部长李英石、卫队长郭汉章等率领…     

《孙中山先生画册》发行仪式和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图片展在京举行

2006年11月11日上午,国内外所收资料最全、最新、最具特色的一部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大型历史图集《孙中山先生画册》,在全国政协举行首发式。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出席了发行仪式。由邓小平同志题签、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与国家博物馆联合修订编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先生画册》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奉献的重点图书,以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的画册为蓝本,反映了近20年来孙中山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崇汇、齐续春、卞晋平,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蒙、副主…     

民国初年的四次选举

孙中山“抢选”之疑颠覆帝制,初建民国,实现民权,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选举。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世凯窃国后,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而王宠惠则是学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孙中山在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之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于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在上述"扬弃"的过程中,其五权宪法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孙中山晚年,通过多次演讲,五权宪法思想近乎成熟;1922年6月,叶夏声奉命起草的《五权宪法草案》,可以说是反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孙中山将其毕生奋斗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现任务,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后世。与三民主义一样,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也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孙中山个人的特点。     

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

1910年,日本并吞韩国,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申圭植等人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成立新亚同济社,吸纳两国志士。1921年,申圭植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身份赴广州访问,会见孙中山,宣布承认"护法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等人积极支持来华的韩国志士。1924年,孙中山提出,中国人民的对外责任除"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外,还要"扶助弱小民族"。此后,"济弱扶倾"遂成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国际政策。北伐期间,韩国志士或加入中国国民党,或投身中国国民革命军,武汉国民党中央则设立东方局。中韩志士之间的互助、合作不断发展。     

革命话语与家国观念——孙中山撰写的两篇《族谱》序言述论

孙中山于1920年代初分别为合肥阚氏和蕲春詹氏撰写族谱序言,即<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五修詹氏宗谱序>.孙中山借为族谱作序,将革命思想与现代观念援入族谱,并试图从传统家族观念中,剥离出有助于现代民族、民权、民生的内容,以改造后的家族观念服务于国族构建,使家族建设具备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意义.     

Revisiting the Hawaiian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Hawaiian Kingdom was not merely the leading state of Oceania, but had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East Asia as well.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Hawai‘i ha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because Sun Yat-sen, the future revolutionary and founding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was educated in the Hawaiian Kingdom, attending two denomi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olulu in the late 1870s and early 1880s during Kalākaua’s reign. Sun began developing his vision for a modernised China during this time, and as he himself stated, the Hawaiian Kingdom became the first conceptual philosophical model for this vis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Sun Yat-sen’s early biogra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Sun’s vision of a technologically modern, yet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and actively anti-imperialist China was close to the reality of the Hawaiian Kingdom he experienced.     

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

论文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阐述了华侨民族主义的跨国互动之于中国社会政治的意义。认为没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就不可能有华侨的革命参与。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形成息息相关。孙中山一生所致力的跨国的政治实践,其意义在于促成了祖国政治的根本改变和进步;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在这种政治动员的推动下,实现了他们的本土回归运动和祖国改进计划的愿望。     

孙中山“训政”思想与现代政治民主

以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和逐步地建立＂民主政治＂,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而颇有特色的是,孙中山把这一建设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训政时期是进入宪政时期、实现五权宪法的必经阶段,是一种程序设计,也是在革命三阶段中别出心裁而又最具争议的部分。尽管它与孙中山毕生追求的民权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仍对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作为国共合作的首倡者马林,为什么在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从现实层面即将全面启动之时却失宠于莫斯科而被召回?其原因是,马林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和中东铁路权益的归属问题上．与苏俄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共三大以后,马林在推动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全面实施国共合作战略方面,力不从心,收效甚微;而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马林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Umbilical ties: The framing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Mother of the Revolution

One of the most iconic expressions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associated with Sun Yat-sen, Nanyang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of China has b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re the Mother of the Revolu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hazy origin of the slogan in its particular, well-known form as well as through paraphrases by examining its linkages to Sun Yat-sen and a wide body of writing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It highlights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its usage, pointing to a period of high currency in the early 1930s, fading out in the 1940s, emergence as a Cold War coinage in Taiwan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and its surfacing as a focus of scholarship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fter 1978. The final sections of the essay explore the mor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saying in Nanyang popular culture through museum displays, theatre performance, and film. Over time, the saying, in its various configurations, serves to use it as an umbilical cord connect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with its ancestral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