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水灾,其中湖北省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面对肆虐的洪水,湖北省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救灾。在水灾救济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起组织救灾的任务,成为救灾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促使社会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努力帮助灾民克服灾民意识,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强精神救灾。     

浅谈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

民国时期的新疆,一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新疆政府采取了救济措施,加速了社会救济的发展。本文对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的产生及其当时政府对难民、灾民救济采取的措施作一论述,并对救济的特点及影响进行分析。     

“九三0”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

论文根据近年来广东省档案馆陆续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九三0”事件后中国救济安置印尼归难侨工作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广东省是难侨的主要安置点;在印尼反华排华及美苏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印尼归难侨采取的救济安置措施,具有维护中国海外侨民权益和国家外交利益的双重意义;该项工作是“文革”期间最大规模的归难侨救济安置活动,在推动国内归难侨救援机制发展方面,特别是归难侨侨生安置和华侨农场机制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救济问题

民国阶段赈济形式主要包括急赈、调粟、工赈和除害四个方面。急赈是一种纯粹的治标措施,也是灾害发生后最急切、见效最快的救济方式,亦是历代灾荒发生后统治者惯用的救济措施。急赈主要包括赈谷、赈款和施粥三种方式。调粟也是历代统治当局在灾荒发生后经常采用的措施。民国时期每遇灾荒政府也沿袭这一方式。调粟政策一般包括移民就食、移民垦荒和平粜三个方面。工赈顾名思义,即以工代赈。工赈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赈济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因而被认为是最合科学原则及最实用的救灾办法。相对于政府的救灾而言,民国时期社会义赈的表现则尤为突出和可贵。     

财尽何以救民: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政府的灾荒应对

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发生严重灾荒.此时,中共山东省政府也财粮紧张,山东解放区陷入"国困民穷"的境地.中共华东局自2月底将救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心,前期通过"以工代赈"为代表的政府救济,缓解了灾情;后期在政府财粮不足的情况下,又通过发动普遍的"民间互济",较好地完成了救灾.成功救灾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对自身组织和农村社会的强力掌控.在救灾的同时,中共也改善了此前紧张的党群关系,山东解放区得以继续为战争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援.     

抗日根据地救灾制度述评

救灾制度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社会控制功能的具体体现。抗战时期,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政府把救灾工作与对敌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救灾制度建设。这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坚持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建国后救灾体制的建构提供了借鉴。     

清代新疆乡约治理蝗灾职能研究

自宋至清朝以来,乡约的防灾和救灾职能就一直存在,其救灾职能是由宋明乡约的互助职能演变而来。宋代乡约要求同约者互助,明朝乡约已经参与官府的救济工作,官府救济的对象由乡约来确定。及至清代,乡约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在防灾和救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可以说渗透到救灾和防灾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下的乡村社会,乡约和官府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之中。这种互动,使得官府在面对自然灾害对所辖地区的民众既有经济方面资源的倾斜(如提供粮食等),也有政治方面维护所辖地区的稳定(如出动军队抗灾),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新中国救灾工作社会化的历史考察

救灾工作社会化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救灾体制下,拓宽救灾门路的有效方法,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弥补政府救灾遗留的问题,优化救灾效果。1949年来,中国救灾工作的社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个人和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的救灾格局,但民间组织参与救灾的机制尚不完善,发挥作用的渠道比较单一,仅以动员社会捐赠为主,仍存在发掘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荒应对研究——以粮食救济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害频发,各地纷纷出现粮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福建省委、省政府将粮食救济作为中心工作,贯穿政府赈济、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全过程,克服了灾荒,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提高了防灾救灾能力,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     

近代灾荒救济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近来随着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人们又再一次重视资源、环境、灾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灾害的救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来说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任务。了解近代社会的救灾措施,对于现如今提高抗灾、救灾的社会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学界对于灾荒史和救荒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灾荒救济史进行梳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的视角、对象、主体和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的拓展。     

1933年叠溪7.5级地震灾害历史研究

1933年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是的川西北地区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地震之一,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震区的实际状况,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赈济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救援了灾区,保障了震灾区人民正常的生活生产,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救援方法同时医疗条件的落后、物资匮乏也影响救灾工作的开展。     

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宋朝社会救济事业发达 ,救济范围空前广泛。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 ,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匮乏的救济。这些救济事项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处于较高水平 ,但仍属于传统的被动性的救济。这是宋朝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也是与现代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主动性救济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 ,宋朝社会救济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 ,但在救济属性上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即更为注重救济的实效性 ,而非救济的象征性。如果说以先秦时期为代表的社会救济传统更多属于“礼”的范畴的话 ,则宋朝的社会救济无疑更多地属于制度的范畴     

豫湘桂战役期间国民政府的难童救助运动——基于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的研究

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是抗战末期政府与社会联合组织救济难童的国际性机构.该会采取委员制,经费以国际援助和国民政府拨款为主,采用西方科学的社会工作方法实施救济.联合委员会从成立至结束历时两年,虽然发动成立系因解决湘桂难童问题而起,但随着战局的发展,其工作范畴从战区不断推进到反攻区和收复区,共救济十一省市难童六万余名,与抗战初期的抢救难童运动一前一后交相辉映.     

1949-1956年天津城市社会救济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949-1956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社会救济工作的统一部署,天津建立健全了社会救济管理机构,出台了职业介绍、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一系列社会救济政策.通过这些救济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天津在增加城市就业、消除贫困人口、维护社会稳定、健全社会救济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广西境内难民的安置及其由此所付出的代价

抗战时期广西境内的难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其数量应将战时广西增加的人口与死亡、失踪的人口结合起来进行判断.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安置和救济难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稳定了大后方,支持了民族的抗日斗争.但是由于缺乏紧急救济的社会机制,难民的安置及救济工作主要由政府来承担,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另外,由于当时的工作立足点是救急而不是为了实现生产性安置,难民的处境始终非常艰难,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灾害救助工作

1949～1952年,为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通过采取临灾救济、生产救灾、安置灾民等措施遏制了灾害的进一步恶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积累了一定的灾害救助经验,即:加强对灾害救助工作的领导,实行抗灾工作总动员;制定切实的灾害救助方针;注意加强灾害管理;及时向灾区派出视察组、慰问团;发挥非政府救济组织的作用。     

民国年间湖南自然灾害救济组织与保障

民国年间,湖南省自然灾害频繁。伴随近代社会的发展,湖南的灾害救济制度、设施、组织相继建立并有初步发展,在历次救济灾荒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体现了近代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在救灾保障方面已基本具有了新观念。     

日据大连时期“关东州”方面委员制度探析

方面委员制度是日据“关东州”时期关东厅于1930年12月在大连设立的。主要工作是针对辖区内的贫困者进行调查,并开展保护救济,是所谓“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福祉对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真正享受到的。     

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

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8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7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难民,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因素,是导致难民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因战争而形成的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每日都有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涌入。国民党政府因此不仅对难民救济机构进行了必要调整,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难民转移方案。在其难民转移方案中,贵州因其在祖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国民政府所器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亦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采取因应举措,积极从事难民救济活动,以缓解因难民增多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期间,作为贵州官方赈务机构————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试做粗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