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     

承德市乡村旅游发展自治管理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型乡村旅游地作为一种具体的“内生式发展模式”之实践办法,其在促进农民增收、保护社区利益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颇为积极的意义,然而其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却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问题。文章以河北省承德市农村地区为例,对各种“村民自治型”乡村旅游景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做出相应的探讨,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以期给同行提供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之借鉴。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

本主要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自治的实践及其失败原因。县自治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被视为由训政向宪政过渡的基础。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法规，投入了难以数计的人力、物力、财力，但结果以失败告终。本认为，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现代社会变革能力的低下、县自治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失当、自治人才的匮乏、县自治推行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的广度几乎遍及各州县乡镇.虽然各地自治风潮涌动、军阀肆意扼杀,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自治走向由国民党政府引导推行的道路,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此间鉴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加强保甲制度,日渐控制和干预地方自治.浙江省地方自治在短暂发展之后,愈益背离其本质.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魏光奇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县自治财政。这种县自治财政,不仅是当时中国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地方自治所蕴含的中国行政体制近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因此,...     

浙江省历史上地方自治回顾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州县乡镇已普遍存在。虽然各地自治遭遇各种顽固势力的抵制、扼杀,但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浙江地方自治的发展准备了政权基础,推动了浙江省议会的成立和自治法律的颁布,探索了城镇乡的基层社会自治,对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从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简要回顾。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中的体制改良

30年代河南宛西地区的乡村建设与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相比,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实施了以自治为基本内容的体制改良。地方自治派领导乡村建设,是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体制改良包括建设各级具有政权性质的自治组织、调整地亩和赋税体制、改革民事诉讼等。体制改良既是宛西地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为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创造了条件。宛西地区的乡村建设之所以成效显,与此有关。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伪满成立前日本的东北“自治”运动与构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在军事上对中国东北进行武装占领,另一方面,则动用政治手段,借＂自治＂美名,制造县级亲日政权,策划从下到上的＂自治＂独立。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的执行,还成立了最大的组织＂自治指导部＂。与此同时,关于即将建立的伪独立国家的地方统治,也鼓吹实行县级＂自治＂。这些＂自治＂的行动与构想,构成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独特的一页。     

论清末东北宪政改革的特点

以实施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是清末东北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是通过官制改革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 ,加强了地方公署对边疆的控制 ,为东北实施宪政铺平了道路。二是把司法独立作为实施宪政的关键 ,完善了近代地方司法体系。三是以地方自治为实施宪政的基础 ,促进了东北近代民主运动的发展。四是以谘议局为实施宪政的后盾 ,扩大了谘议局参政的深度和广度 ,并充分利用谘议局与商会的特殊关系 ,使公署、谘议局、商会形成一个有机体 ,从而东北的宪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抗战时期安徽新县制改革研究

抗战初期,新桂系参考广西经验对安徽县政进行了初步改革。1940年起,新桂系安徽省府推行国民政府新县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调整、民意机关创建、国民兵团编整、干训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人员与机构的正规化及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安徽政治现代化,并为安徽省府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最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官治吞噬自治的政治窠臼。     

在双重身份双重目标的矛盾中曲折前行——冯玉祥略评

冯玉祥是一个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集军阀和朴素的爱国者的双重身份、极力发展个人势力和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于一身,长期摇摆于反动势力与进步阵营之间,历经曲折,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人.冯玉祥复杂多变的一生,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类身处统治集团内部,又摇摆于反动势力与进步阵营之间,最终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人,在这一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的全过程.     

论井上毅的地方自治观

井上毅作为明治时期最著名的法制官僚,对明治国家的法制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对地方制度问题也不断提出建言,对明治地方制度的建设以很重要的影响。井上早年留学欧洲,倾向于日本学习法国的地方制度,主张在日本的町村一级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在府县一级实行行政制度,与主张完全照搬德国,在府县、郡和町村三级都实行地方自治的山县有朋形成了对立。最后井上虽然没有掌握制定地方自治制度的主导权,但对日本近代地方制度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值得强调的是,二者的地方自治观虽不相同,但在维护天皇制这一目标上却殊途同归。     

上海与天津清末地方自治的比较——从城市管理机构建立角度

By focus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y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cal autonomy of Shanghai and Tianjin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causes, purpose, founders, philosophy, form, content and effects. As two of the earliest cities implementing local autonomy, Shanghai and Tianjin are different in many ways due to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their initiators and the social forces involved. By analyzing these differences and thei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urb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China.     

Making Italians: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liberal era to Fascism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colonialism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Italian elites from the Liberal era to Fascism through a study of the teaching of colonial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ies. The rebirth of Italy's colonial ambition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expansion during the two decades of Fascism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new courses in ‘Colonial Science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tudies was also part of a longer-term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Italian university system that starte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olonial History was taught in only a small number of institutions in the Liberal eras, but gained greater importance and autonomy under Fascism. An analysis of the courses, of the careers of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m and of the text books they used offers a measure of their differing impact on the education of Italian students in the Liberal and Fascist periods and reveals the models of ‘italianità’ they set out for the future ruling class.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