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文献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歙事闲谭》中的一则史料为核心

《歙事闲谭》中一则关于东晋时期"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历史记载,被认为是徽商产生于东晋的依据。然而,追寻此则史料的源头及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则发现史料中的"新安"与徽州及徽商并无直接联系。此则史料与徽州联系的建立及其所载内容被归入徽州风俗的一部分,有一个历史过程,其背后反映的则是徽州地方社会的变迁。     

明清徽州区域风俗双重特性成因初探

本文依据区域风俗理论,以明清徽州区域风俗为具体考察对象,从自然环境、宗族制度、徽商群体、风俗层纵向传通态势诸角度,探讨徽州区域风俗双重特性之成因,为徽州风俗研究提供新视角.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从康熙《徽州府志》看社会部类的编修问题

清康熙《徽州府志》以图、建制沿革、大事记、疆域、城池、自然、形胜、风俗、名宦、兵防、食货、营建、恤政、选举、人物、杂志等方面反映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一部《徽州府志》是一部古代徽州史、一幅古代徽州的社会画面、一部古代徽州人物志、一部人民生产生活志。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陈柯云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

徽商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术界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民间歌谣的视角,对徽州的商业生活习俗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审思,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白手起家积极求富的习俗心态,反映了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优良习俗,反映了徽商早婚习俗、爱情生活和徽商妇从一而终的风俗观念,还反映了徽商妇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特征。并从民间音乐艺术的角度,对相关民谣进行了一些文化阐释。     

从徽派民居的小天井里看风景

一种建筑风格里能一定程度地承载风俗传承，观赏建筑实际也是在感受当地的生活形态。小而阴暗潮湿的天井，给徽州人的日子增加了许多滋味。     

风习的在地化——方俗的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辩风正俗”:应劭对风俗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

面对东汉末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一,应劭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极大提升了人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认知。其二,应劭更注重对下层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使得风俗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其三,应劭提出风俗存在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也为其"辩风正俗"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

在徽学研究的论著中,对于徽州绅商在徽州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和作用的学术关怀似乎稍嫌不足.徽州因山多田少,从外输入粮食又常遭受邻县遏籴,徽州文书《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就记载了晚清时期因为"遏籴"而分别发生在歙县和淳安,以及祁门和饶州之间的粮食运输纠纷.本文以邻县遏籴为切入点,以"歙案"和"祁案"为主要资料探讨徽州士绅和商人群体在晚清徽州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官绅商之间的关系.     

《红楼梦》婚恋习俗初探

《红楼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封建时代生活图景,同样也有异彩纷呈的民间风俗。其中的新娘"开脸"风俗、"收屋婚"、"兄妹婚"均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民间风俗及婚姻制度。     

论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特点

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数量与质量都取得较大成就,志书主修与主纂者文化素养较高,其中进士出身者较多,部分非进士出身者文史素养亦不在进士之下。纂修者多认为志源于史,为史之支流,或互为表里。实践中,他们多以"史笔"修志,尤其注重"信今传后",审异同,辨遗误,以增强志书的可信度,考证的内容广泛分布于志书各卷或子目之中。徽州府县志纂修者还明确提出"隐恶扬善"的修志倾向,为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乡善、义行等楷模树碑立传,表现出"隐恶而不虚美"的特点。这使得清代徽州府县志真实保存了更多徽州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信息,传承了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论述了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认为:1、徽州人商业活动起源于徽州物产"结构性失调",徽州"地狭人稠"促使"徽民寄命于商";2、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以徽州物产余缺为基础;3、徽州群山环抱,陆路交通闭塞,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4、徽商投资产业多在徽州以外地域,明显受徽州物产和市场因素影响;5、徽州民居建筑在选址、用地、材料、结构、造型等方面,与徽州地理环境和谐、协调。     

历史意识与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

史学与家谱关系密切,历史意识和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深远影响。"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发展的动力。"大有关于家教者"的历史借鉴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努力的方向。史学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编写有明显的影响,其中正史的史表影响了家谱体例,信史原则对明清徽州家谱编修者的态度有直接影响。     

明代嘉万时期徽州家谱编修变化刍议

随着明代基层宗族组织的发展,家谱编修也随之兴盛。在明代家谱中又以徽州家谱素称发达,尤以嘉万时期为最。这一时期徽州家谱在家谱编修数量、质量方面都较之前有较明显提升,特别是家谱体例创新、形式多样更成为显著的新动向。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家谱编修的理念从传统谱牒学向家史进一步转变,不断地扩大了家谱的内容和形式;徽州宗族组织的不断完善,对家谱编修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徽商的崛起和徽州社会风俗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徽州家谱的发展;当时流行的文学复古运动也助推了徽州家谱在体例上的新变化。该时期徽州家谱编修的新变化不仅直观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保留下了丰富的基层社会史料;也反映了家史发展的新动向,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家史编修理论。     

徽说

安徽与徽州系同嫡出,但不可同日而语。说文解字,"安徽"一词,取安庆、徽州二府首字,妙哉!一个"徽"字,尽撷安徽之要。徽州作古,安徽无徽。但"徽"字毕竟活了下来,悉数安徽的家珍,首推中国的名片黄山,"五岳归来赵焕军     

晚清徽州民间社会生活管窥——《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整理札记

在徽州民间的日用类书中,人们根据需要,将随时所见的应酬文字抄录下来,汇录成册,这些杂抄往往就被称作"碎锦"或"杂锦".本文以<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为中心,通过整理、分析,对抄本所见晚清徽州民间的社会生活作了初步的勾勒.     

徽说

<正>安徽与徽州系同嫡出,但不可同日而语。说文解字,"安徽"一词,取安庆、徽州二府首字,妙哉!一个"徽"字,尽撷安徽之要。徽州作古,安徽无徽。但"徽"字毕竟活了下来,悉数安徽的家珍,首推中国的名片黄山,"五岳归来赵焕军     

民俗生活场域中的满族风俗与东北作家群创作

在东北民俗生活场域中,满族风俗对东北作家群创作有重要影响.满族风俗成为东北作家群创作的生活场域.满族风俗成为东北作家群描写的主要内容.满族风俗与东北作家群创作具有内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