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

军令部是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下辖四个主要部门之一,扮演战时总参谋部的角色。为有效发挥自身作用,完成战时职能,军令部致力于建立中国的参谋系统,这也是战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尝试。由于战时特殊环境,以及中国军队参谋地位较低的传统,更由于战时国军军事机构在权责方面划分不清的先天不足,战时国军参谋人事存在两大缺点:参谋人才匮乏;参谋人事管理混乱。军令部努力完善参谋人事制度,在战时参谋人员任用、晋升诸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大环境使然,军令部参谋人事管理并未完全达成统制参谋之目标。     

我任中国驻日本占领军先遣官的经历

受命赴日本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任上校参谋。10月,看到美国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公文,商请中国派出一个由5万人编成的军,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作了批示:由军令部一厅及二厅拟一个由5000人编成的支队派遣日本。方案呈核。此件虽为极密,但消息还是很快在部内很多人中间传开了。大家议论说,抗战八年,盼到胜利,正应该派遣大军去占领日本以扬眉吐气。别说一个军,就是三个军也应该派。为什么只派遣一个5000人的支队呢?很令人费解。过了几天,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

战时国民党军事教育为抗战中的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参谋教育因其专业性,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认为军令系统是军队大脑,参谋教育无异于为大脑提供脑细胞。军令部主管战时参谋业务,兼及参谋教育。在军令部主持下,形成了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特训班为主轴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体系规范的建立、参谋教育部门的监管、毕业人员管理以及战时战术思想统一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从而为各级参谋部门培养了大量人才。当然,军令部战时参谋教育也存在自身的缺憾。战时参谋教育可谓战时军事教育的缩影,能够展示烽火年代军事人才培养的点滴侧影,体现中国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

抗战时期的军令部最重要的职掌是战时的作战指导,作战指导及实施是将抽象的战略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军事学上的作战指导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作战指导是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化,狭义的作战指导则是野战战略的转化。军令部需要贯彻持久消耗的军事战略,同时在会战(野战)的作战指导中将野战战略转化为作战计划并督促实施。然而,战时国民党军尽管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战略,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正面战场历次会战均未能占据主动,广为诟病,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更是失地千里、损失惨重。因此,梳理军令部的作战指导业务,了解其具体流程,并通过个案分析作战指导存在的问题,利于深入研究战时中国军事,明晰战时作战指导环节,也可以对战时正面战场军事指挥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     

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赴印洽商中英情报合作事宜史料一组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获胜,在此背景之下,英印军总司令蒙巴顿将军急于加强中英情报合作,特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赴印洽商中英情报合作事宜,以求提高英军对日攻击能力及其在远东的威望.     

业务纽带:浅析抗战时期联络参谋与参谋视察制度

战前国民政府并未真正实现军事统一,因而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在参谋业务方面存在机构组织不健全、联络不畅、情报不准、计划不周且执行不力等问题。向各战区、各部队派遣联络参谋,进行参谋视察,并形成制度,能够获取下属各部队真实情况,也能考察各部队参谋业务实施情况,了解各部队参谋业务运作情况及业务得失,同时进行视察考核,以作为军事委员会及军令部评定各部队战绩、进行赏罚的依据。因此,联络参谋与参谋视察制度是军令部用以沟通各战区、各部队参谋业务的纽带,并在业务方面为建立参谋系统提供保障,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     

太平军偕王谭体元部失败真相

公元1866年2月,聚集在广东嘉应州(梅县)孤城据守的南方十余万太平军令部,在偕王谭体元率领下,冲破清军重重的包围圈,突围南下,谋走丰顺、潮州,以图再振旗鼓,与敌逐鹿于江淮;可是在出走途中,遭受追堵,全军溃散。它的失败,标志着太平天国力量在长江以南的丧失殆尽。谭体元     

鲁苏边区、鲁苏战区流通券初探

鲁苏战区系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在湖南衡山南岳军事会议上增设的游击战区,职权与其它大战区相同,可节制所属地区党、政、军。设置鲁苏战区除了为在敌后抗日,另外有三个目的：一是与共产党争夺山东;二是支持山东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武装,统一山东军政力量;三是削弱东北军的力量。     

徐永昌东京湾受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司令,并代表联合国主持受降签字仪式。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会同盟国接受日本降书,也很快指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受降。 徐永昌生于1887年12月15日,山西崞县(今原平)人。他14岁时,父母兄姐相继病故,后投身毅军,凭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先后进入随营学堂讲习所与北京陆军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     

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相关文电一组

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协助昆明行营备战滇南、防守昆明,先后派出高级参谋董英斌和军令部次长林蔚,在昆明设立驻滇联络参谋室和驻滇参谋团。1942年初,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随远征军入缅,承担联络传达及作战指导任务。缅战失利后,驻滇参谋团退回云南,协助昆明行营指挥协调保卫滇西,1943年初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后撤销。本组史料反映了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从成立到撤销的始末、重要人事任命及机构调整、各阶段的职能及作用等情况。     

《日本投降预定占领计划》两则解读：受降权分割与敌情判断

日本战败投降前夕,盟国政府、军方频繁酝酿磋商处置日本方案,文件《军令部制订日本投降预定占领计划》是此一过程的重要记录。文件拟定中国战区受降权的预想,由于战局急剧变化,这个预想与后来盟军最高统帅部《第1号命令》关于受降权分割有几处差异。该文件对日军投降前夕兵力态势的判断有若干错误,与中国战区对各个战场关注度不同有关.     

《倭寇播音记要》选辑(一)

抗战时期,为全面搜集日方情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设立了专门收听日本广播的收音室,由数名日语娴熟的工作人员逐日收译摘记日本广播新闻,作为情报重要来源之一,并印发厅内主管和对敌参谋人员以资参考。该《记要》内容分为军事消息、政治消息、国际消息和社会消息等项,本组史料特选辑1938年7月2日至7日全面抗战一周年之际日方播音记要予以公布,冀以日敌视角对中日战争形势与国际时局、双方战时宣传与动员等方面研究有所补助。     

新疆和平解放后对国民党特务的登记处理

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政府后,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和“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得以在新疆公开扩展组织,进行特务活动。“军统”特务组织发展概况1942年建立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迪化情报组和喀什情报组。1944年8月,建立迪化电讯分台,在盛世才政权的警察机关新疆警务处设情报站,同年9月即派军统特务胡国振任处长,特务刘汉东任副处长兼迪化市警察局局长。随后国民党又从兰州军统兰训班学员中抽调特务来新疆,充实警务处及下属区、县警察局,同时在哈密、焉券、阿克苏、喀什、莎车、…     

徐永昌与阎锡山（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3日,盟国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徐毕业于陆军大学,却只读过半年私塾;官至陆军上将,却是由清军中的一个夫起家。民国将领有如此出身者,仅他一人。他同阎锡山打了半辈子交道,对山西政局有过重要的影响。研究他与阎锡山的关系,对了解民国时期的山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使读者对徐有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先从他的童年谈起。     

荒尾精与近代日本民间对华谍报网的布局

近代日本在企图称霸世界的进程中,岛国危机心态及其由此引发的民族凝聚力,为其社会各阶层开展谍报活动提供了"源动力".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走向振兴之际,侵略的野心也日渐膨胀,为满足对华侵略之"大陆政策"的需要,日本内阁、外务省及军方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均设置了官方情报机构.而日本民间社会团体或商业组织配合官方所开展的谍...     

库长监守自盗

苏州地区物产丰饶,沦陷期间,日伪将搜刮所得财物分置于郊外各仓库,各项物资堆积如山。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军令部在苏州设置第三接收委员会,将全部敌伪仓库先后接收,但所任用的各仓库库长,不乏贪婪犯科之人,以致监守盗案迭出。1946年8月4日《大公报》就曾一次报道了苏州各仓库库长贪污舞弊系列案: 光福仓库库长于莘田看到各级接收人员贪污中饱,陡然暴富,心急眼热,主动勾结所在区区公所职员孙超,共谋盗窃接收仓库,经过一番策划,于某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从仓库中盗出一     

对《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一文的两点看法--与季鹏先生商榷

“养成教育”是培养军官教育的一种形式,教育对象是从地方上考试录取的应届毕业的适龄学生,到军事学校后由基本军事常识学起,毕业后到部队担任初级军官。士兵的军事教育称训练,没有“养成教育”一说。抗战中军事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初、中级教育由军训部办理,高级教育由军令部办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中级教育,没有“办理”过其他学校的教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党政府军事档案简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政府军事机构的档案有59个全宗,5.3万卷。其形成单位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参谋本部、军令部、军训部、政治部、军政部、后方勤务部、国防部和战史编纂委员会等机关与部队。这些档案,以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为最多,以战史编纂委员会所保存下来的较为完整。其内容主要是反映军令、军政和军训等军事方面的活动,但也有超出军事范围者。如三十年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和“豫鄂皖三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军令部

军令部系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新设的一个部。它成立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2月,撤销于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6月,为期八年又四个月,几与抗战过程相始终。先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恣意扩大侵略,秘密组织了军事大本营作为最高统帅部,指挥全国陆海空军。于大元帅下,设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一人,蒋介石亲任陆海空军大元帅,以程潜、白崇禧分任总副参谋长。同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等为各战区司令长官。南京陷敌后,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1月颁布了《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大纲明确规定,军事委员会为负责全国作战的最高机构,直隶国民政府。内设委员长一人,委员七至     

东京法庭上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审判日本战犯做出巨大贡献、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中国配席检察官向哲浚。最早来到东京的中国检察官1945年10月18日上午,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乘坐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飞往日本。参加东京湾受降典礼的中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委办公厅主任商震与苏联等国代表等,经过与企图垄断东京审判的美国方面多次交涉,迫使麦克阿瑟同意吸收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等10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意中国、苏联等六国各派三名法律专家,参加审判日本战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