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泽东青干校学习的日子

我到延安的经过,说起来是有些出人意料的。1938年4月,我奉党中央的指示改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以下简称“旅外剧队”）,后任旅外剧队支部书记,在四川各地宣传抗日。1939年底,我接到指示：将旅外剧队转移到二战区工作。行至中途,又接到通知说：晋西发生事变,二战区政治环境变坏,不宜前往,可转赴延安。这样,剧队就连夜从边区的察坊直奔延安。     

我难忘的八年抗战生活

人的一生中有几个八年呢?你能记住哪一个?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生命中,最难忘的就是在延安参加抗战的八年。辗转到延安八岁进剧团1937年夏,我的父母接到任务,要假借“北平学生假期参观团”的名义,带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我随父母同行。出发的日子,同伴们上了火车,却久久不见发动,终于传来消息——卢沟桥出事!那天正是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延安时代的清廉与民主风尚

一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菜增良田。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写的一首小诗。一位美国人来到延安,在延河边散步,见一个青年挑着一担马草从小路上走来,后边跟着个戴一顶旧草帽的老头,也背着一大捆马草。走到跟前,美国人愣住了：“啊！这不是林主席吗？”他激动地张开双臂,放开嗓门喊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位美国人目光敏锐,窥得了中国“兴国之光”的真髓。一年冬天到了,警卫战士穿上新发下来的絮着羊毛的大衣,周恩来却仍然穿着旧棉袄…     

我所知道的康生

生前,他奸诈狡猾窃取了高 位.死后又骗取了那么多的花圈 与挽联。然而,历史最终撕去了 虚伪者和阴谋家的假面。 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 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 甚多、我从延安时期开始,由于工作 关系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 就从延安说起。把他的老底抖搂出来。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 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毛泽东整顿 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     

延安时的荒煤

我知道陈荒煤同志是在1938年,他率领移动剧团到延安演出。那时,我也刚到延安不久。他和张听等同志都参加了演出,我的印象很深。     

1943·延安“抢救运动”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我靠了边,恰好以“观察员”的资格目睹了十年浩劫,但是它却引起了我对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的回忆,因为我曾参加了那次运动,那是我一辈子做的唯一的蠢事,教训匪浅,这也许是我不介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吧!     

画家李琦和《人小鬼大》

四集电视剧《人小鬼大》,反映抗战初期,延安的十几个10岁左右的“红小鬼”化装成流浪儿,组成“难童抗战剧团”,在19岁的女共产党员“范姐”带领下,深入到陕西关中国统区,机智勇敢地与反动派周旋斗争,进行抗日宣传的传奇故事。 这部儿童题材电视剧,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成年观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更引起我兴趣的是编剧署名李琦。这个名字竟与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著名人物肖像画家李琦的姓名一字不差!难道这真是他创作的?我实在不敢相信:著名大画家怎么会屈就为儿童写电视剧呢?李教授的领袖、名人肖像画在我国画坛独树一帜。他用寥寥…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     

忆革命摇篮——延安保小

延安岁月,奠定了我人生历程的第一块基石。在延安这块丘壑起伏的黄土圣地上,我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教育。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但每当我回忆起少年时代在延安保小学习生活的情景,往事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保小——革命后代的摇篮 “保小”,全名叫“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简称叫“延安保小”。党中央进驻延安后,非常关心干部子弟的教育。当时处于战争时期,边区     

《史记》所用“我”字说

在阅读《史记》的《纪》、《表》、《世家》等部分时 ,常能看到诸如“秦伐我”、“魏败我于……”之类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我”字是代表的某一诸侯国 ,但称“我”应是春秋战国当时人的语气 ,司马迁作为后人写《史记》 ,理应直呼国名 ,但他用“我”字 ,显然不合逻辑。不少学者以“我”字为司马迁作书时所依据的旧史原文来解释这一现象 ,其实这一说法很难成立。本文即是对此现象作出另一种解释 ,并进而对《史记》的部分资料来源作出一种推测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5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董启文

他身先士卒，为党为国，奉献了年轻生命。1948年2月20日，在鞍山市郊宋三台子前沿阵地上，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四团参谋长的董启文，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幸被敌人炮弹打中，他捂着被炸伤的肚子，坚强地把露出的肠子塞进腹腔。他知道死亡临近，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以十分微弱的声音，对他的警卫员说：“……还没有把解放的旗帜插遍全中国！……好兄弟，这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只能由你们去……”这是董启文烈士的最后遗言。董启文是我在延安工作时结识的一位老战友。他于1914年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父亲董芸滨是孙中山先…     

难忘冼星海老师的教导

我是菲律宾华侨,1939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到延安不久,便报考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鲁艺学习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冼星海老师的教导。远在抗战前,我组织过一个救亡歌咏会,就学过星海同志许多歌曲,对他有深刻印象。入鲁艺后听说他担任音乐系主任,想见他一面却未见到。有一天我参加课余合唱团时,看到一个较瘦的青年站在我们面前指挥唱歌,我问同学:“这是谁?”同学说是冼星海。我一听,几乎喘不上气来,两眼直盯着他。直到身边一位同学用手撞了我一下,“唱呀!”我才清醒过来。从此以后,我们课余合唱团练唱时,大部分时间是他亲自指挥。当时在延安流行…     

在周副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下)

我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的几年时间内,他的延河坠马事件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大事之一。 1939年6月,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制造了“河北冲突”和湖南的“平江惨案”等较大的反共摩擦事件,周恩来不得不从重庆返回延安,同党中央、毛泽东商量解决反共摩擦的具体办法,我也就随副主席回到了延安。那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延安城进行狂轰滥炸,延安住房挺紧。副主席因为常在     

路遥墓地祭路遥

2012年的端午节,我利用假期,去了一趟延安. 延安令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去处太多了,好在大多数地方旅行社的日程里已有安排.但有两个地方我决计要独自去拜谒:一个是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个是延安大学路遥墓地. 旅行社通知早上6点半集合,而我要走完这两个地方,在6点半前赶回来,最迟也要凌晨4点出发.于是,我夜里3点半起床,4点钟便出了门. 原以为陕北的天亮得比兰州早,谁知道延安凌晨4点时天还没有亮.不要说出租车了,街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     

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     

延安的“四大怪人”

在回顾建党90周年的伟大历程时,我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四大怪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怪”,而是相当的“怪”。但从他们身上,不仅反映了当年延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且彰显了我们党的尊重和包容人才。     

姗姗来迟的陈子庄珍品展

吕林同志的女儿荳荳来电话,硬是叫我给“见微知著——吕林旧藏陈子庄精品展”写一点东西,此事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勉为其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半路出家到美术界的业务行政干部,对于美术理论只是一知半解,充其量懂得一点皮毛,陈子庄的艺术成就是很难说到位的。     

王炳南传奇生涯中的女性

已故法学博士、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先生曾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其时,传播媒界通称“王外长”。一次在延安,毛泽东对王炳南大声说:“你就是我们的‘王外长’！”周恩来也不无深情地感喟:“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在中国外交界,很多人都知道这位资深外交家曾有过一位患难与共10余年的德国夫人王安     

“礼”的延续——精神现象零拾

我们喜欢夸赞自己是“礼义之邦”,但对什么是“礼”,却大体是想当然的,我也如是。及至翻一下旧籍,才知道原来是那样繁复的一套体制和规矩。官制是由礼制定的,服饰是由礼规范的,行为是由礼约束的,言语也是由礼节制的,一句话,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等级的人,视听言动,都有礼的规范。这也就难怪儒学要称为“礼教”,而孔老夫子要说,在上的如果“好礼”,在下的就“易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