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史学略论

唐时,佛教在天竺已渐趋衰微,但在中国的发展却达到了巅峰。而唐人对佛学的研究,更有极高的成就,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佛教与史学之间互相影响。佛教充实了历史撰述的内容,影响了史家的思想,尤其在历史笔记中有丰富的反映。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相继出现了关于佛教记载的史书,这些史籍既使传统文学得以发展,更使佛教文化得以传承,并在传统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反之,传统史学也影响了佛教史书的观念。     

略论北魏孝文帝之文化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

北魏孝文帝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刻苦学习,坚持不懈。他重视文学艺术,亲自作文,吟诵诗赋,并倡导雅集,与鲜卑王公和文士进行文学交流。他还博通儒家众经,亲自讲论经典,并重视史学,喜好玄学,讲论佛学义理。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经史学术,孝文帝都积极模拟和取鉴于南朝,开启了南学北输的时代文化趋势,影响深远。     

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

唐玄宗开元七年于营州(今辽宁朝阳)设置平卢节度使,作为营州最高的军政长官。史籍所见营州历任平卢节度使共有15位,平卢节度使的任命渠道主要有三种:朝廷任命,安禄山任命,先将士推立后朝廷任命。平卢节度使以汉人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边疆民族将领;其任前多为武将,亦有文官,还有宗室亲王遥领;平卢节度使多在营州地方官或军府官员中提拔任命。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略论唐代货币问题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统一王朝,因此史学家好把汉唐并称在货币方面,汉代自武帝元狩五年起,一直用五铢钱,三百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唐代自武德四年起一直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无独有偶,这本身就说明其是一种优越的货币制度。下面对唐朝的几种重要的货币作一简要论述。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满足其优游于出处进退的三径之资     

定量描述下的学术史——以浙江学术史为例

学术史研究的对象不仅表现为代表一定时代学术发展水平的学者及其学术成果、学术思想,也表现为具体的(如不同时代、不同学派、不同区域等等)学者人数、学术著作种数。学术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文化活动、社会文化潮流,它虽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也绝不是列举式的定性描述方式所提到的寥寥几位精英。因而学术史研究不仅需要从质的角度作定性思考和研究,也有必要从量的角度作一全景式的鸟瞰,高屋建瓴的描述,从而对学术史的认识更全面、更丰富、更具体、更真实。     

唐代屯田研究综述

《天圣令》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极大地推进了唐宋法制史及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历史所举办的《天圣令》研读班中,通过逐条逐句对令条的释读,发现了许多以往未及展开讨论或讨论有待深入的论题。继续这些研究,需要将以往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本文是研读班的系列成果之一,以后随着各卷的陆续展开,将继续进行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     

《唐长安佛寺考》补苴

本文根据佛教典籍、历史文献、碑石、方志等相关资料,在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一文的基础上,新增补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28所,并对某些佛寺的建置沿革问题进行了订正。     

唐代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遣唐生”与唐文化的传播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是举世瞩目的封建王朝。唐代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亚洲邻国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竞相派遣遣唐生前来学习。本文从唐代周边国家和地区派遣遣唐生的规模、遣唐生教育形式、体制等方面,探讨唐代遣唐生教育发达的原因,研究遣唐生教育在唐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宋人汉史学述论

为配合官方校书活动而展开的北宋汉史学,其著述以校订辩误为主。但自北宋后期开始,尤其到了南宋,考、论结合,专门评议,以及注重研究两汉典制的宋人汉史著述则明显占据主流。宋人的汉史研究实开明清补史派和考史派之先河,又开评论《史记》的风气之先。     

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

中国古代史学在发展中,存在着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这在官修史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史馆又是这种斗争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历代正直的史家坚持直书的精神、追求信史的目标从未改变。《唐会要》中的《史馆·史馆杂录》所记的史事,反映了唐代史家追求信史目标的足迹,以及他们的操守和信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仪征南洋尚城唐墓发掘简报

2007年仪征南洋尚城工地发现一座唐代砖室墓,唐代平面呈腰鼓形的砖室墓在本地区是首次发现。墓中陪葬的三面品相俱佳的铜镜,在扬州地区唐墓中甚为少见。它为研究唐代扬州地区的丧葬习俗及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唐代中小型砖室墓的认识。     

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的撰写与学术规范--以史学类论文为中心

广泛获取相关研究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学术规范的本质要求。诚实撰写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是实现学术规范的一项实质性措施。在撰写学术史时,应以全面性、客观性为原则。对研究信息的获取,力求广泛;对前贤成果的评析,务求客观;对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也须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