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悖论”的文化根源及其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

“严复悖论”揭示了制度移植与文化适应性的困境。中西文化的差别以及文化的整体性和刚性是导致“严复悖论”的文化根源。“严复悖论”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是：中国只能兼收并蓄,综合创新政治模式,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内在关联性,整体协同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循序渐进,进行“增量改革”;博采众长,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与高校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的所史演进——回顾与启示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断演进的30年,其历史演进主要包括四个阶段：拨乱反正,恢复“61方案”;“85方案”新课程设置;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成果教育的“98方案”;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05方案”。我们的启示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及其内容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从天理观到政治——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朱熹的政治哲学是以天理观为理论基础的,天理观的核心命题是"理一分殊"。朱熹政治哲学包括仁义为先、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君臣相辅等内容。朱熹政治哲学,成为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也包含合理成分,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民为邦本：中国的民本思想及其恒久价值

<正>“民为邦本”源自《尚书·五子之歌》，可见中国古代很早就洞察到了民与国之间的深层关系，开启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先河。其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上被不断巩固发展，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近代以来，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也成为革命先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读《〈仪礼·丧服〉考论》

古代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我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历史就是“礼”的历史。传统礼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以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礼学进行探讨研究则是清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丁鼎博士的新著《〈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就是一部对传统礼学进行现代阐释的成功之作。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热”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离不开传统,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同样也不应与传统割断,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因素。江泽民在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

中国社会演变论是钱穆先生用以中国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其内容和形式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以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主体、以“士人政治”的变迁为主线用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演变过程,它反映了钱穆先生关于春秋以前是“封建社会”,战国以下是“四民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中国史观点。这一理论的意图在于：用中国历史上社会演变的有限性来证成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不变性,其理论实质是道统文化史观。     

“一国两制”与“多元一体”的文化本质——“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文化视角

中国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是由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所决定的。“一国两制”是当代中　　国实行的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 ,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长江文化：诗意书写的深沉博大——以四部文学艺术作品为例

<正>自春秋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北风南骚”的文学传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脉传承，即以此为依托的载体而展开。所谓“风”（或“诗”），就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学传统，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温婉中正的特质，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对现实关注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所谓“骚”之传统，是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南方长江流域的文学传统，以其自由而富于变化、激情而富有想象的琦玮瑰丽气质，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发展长河中，     

封建时代中西君权神化现象的比较研究

中国与西欧的封建时代 ,都曾盛行过表面类似、实则相异的君权神化现象。西欧“王权神授”学说与中国“君权天授”理论都视帝王为神命的君主 ,但前者植根于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 ,强调宇宙唯一的人格神“上帝”对国王终身的“授职” ;后者则基于儒学政治文化传统 ,宣称君主是神命“天子”。但由于其所谓的“天”只是神灵意志、自然规律与道德理性的融合体 ,不仅难以赋予君主以浓厚的“神命”光环 ,而且还包纳着“天命转移”的意蕴。与此相应 ,西欧国王即位的涂油加冕典礼 ,具有鲜明的“王权神授”的政治象征意义 ,成为其取得“神命”身分与地位的合法依据。中国的封禅则是少数帝王以功德告“天” ,并无由神“授职”的严格意义。在西欧 ,王权的充分神化推动了封建君权的形成与发展 ,但也使之受到神权的制约 ,避免了剧烈的政治动荡。而在中国 ,君权神化的不充分 ,既使君权缺乏神权的约束而易于高度集权 ,但却未能使君权托庇于神权 ,由此而常常陷入“大治”与“大乱”交替轮回的政治格局。这些现象 ,无疑是造成中西封建社会不同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德国现代化进程的三种解说评析

<正>现代化理论既是一种社会转型理论,又是一种历史发展理论,并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制定,先是向“第三世界”国家指出一条以西欧—北美历史经验为导向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许诺这些国家可以较低的成本迅速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概念进一步演化成一个“普遍范畴”,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系统化”尝试和指标规定。不少历史学家也以这些指标为尺度,     

浅论辛亥革命政治民主实践的作用及影响

自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权几经更迭，政治舞台的潮起潮落，无不体现着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震荡，从不同层面正印讧了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时的一句名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本文主要分析辛亥革命政治民主实践的作用及影响。     

试析葛兰西的国家理论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以市民社会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体现了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中二元政治的思想。一方面,他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建构了国家的概念,另一方面,他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体现了“天”与“人”的“二元”关系。     

“汉魏故事”与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先秦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加以整合，成为当政者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汉魏故事”所体现的禅让模式，对此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     

百年后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再审视

根据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晚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等社会大多数人愿望，符合落后国家实行政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神圣皇权和君主专制制度遇到宪政体制挑战，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雏形的君主立宪制度，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从理论和形式上建构起一种不同于传统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创新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价值定位、内容、方针和原则、规律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种重大的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进行了两次创新性定位;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创新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科学精神教育”和“道德建设”四个方面。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创新性地总结为“七个必须”;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进行了八个方面的创新性探索。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毛泽东与历史学

不论古今中外，一般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往往都比较重视历史学。这是因为历史经验的借鉴，有助于他们的政治实践，从而进行政治预见能够比较准确，把握政治方向能够比较稳重，从事政治管理能够比较成功。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就是说，历史知识可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吸取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历代从政的人们久已形成的一种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