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南巡忆长征

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延安“鲁艺”的京剧活动

今天召开纪念“鲁艺”建院６０周年座谈会，使我回忆起，在延安于１９３８年７月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７周年，由“鲁艺”组织创作的３台大戏曾引起很大的轰动。这３个戏就是由崔嵬等演出的话剧《流寇队长》，由丁里、张颖等演出的新歌剧《农村曲》和京剧...     

河南省新乡市地方史志工作开拓纪实

1999年4月,市委任命我到新乡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任主任。市志办是干什么的？我当时不太清楚,但这是个没有权力、没有知名度的单位我是清楚的。4月20日我前往市志办报到,机关当时的景象让人从心里感到几分凄凉。志办十几位同志,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是观望还是期望,让人难以琢磨。没有人对我的晋升表示祝贺,给一些单位领导同志打电话谈史志工作,得到的是“正在开会,回来再说”的回答,不等讲完电话就挂断了。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江青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江青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去找林彪,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她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几个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     

少年时代我到鲁艺赴绥德演出团学习的美好回忆

少年时代我到鲁艺赴绥德演出团学习的美好回忆荆蓝１９４３年末,当时我作为绥德县师范的学生,被学校派到鲁艺赴绥德演出团来学习,要我重点学习音乐。在鲁艺文工团同志们住的院子里,我见到了团长张庚同志,他面孔和蔼而平易近人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与学习重点并表示欢...     

难忘冼星海老师的教导

我是菲律宾华侨,1939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到延安不久,便报考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鲁艺学习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冼星海老师的教导。远在抗战前,我组织过一个救亡歌咏会,就学过星海同志许多歌曲,对他有深刻印象。入鲁艺后听说他担任音乐系主任,想见他一面却未见到。有一天我参加课余合唱团时,看到一个较瘦的青年站在我们面前指挥唱歌,我问同学:“这是谁?”同学说是冼星海。我一听,几乎喘不上气来,两眼直盯着他。直到身边一位同学用手撞了我一下,“唱呀!”我才清醒过来。从此以后,我们课余合唱团练唱时,大部分时间是他亲自指挥。当时在延安流行…     

邓小平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97年2月24日下午，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参加了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出版界缅怀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座谈会。会场上，悬挂着一幅引人注目的大照片。照片摄于1985年9月10日小平同志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代表团之时。看着这幅照片，我不由得想起了当时的另一个镜头：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先生，向小平同志赠送苏格兰原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复制本的镜头。     

我给林彪、江青拔牙

没有用完的丁香油被林彪吃了几滴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     

千里南下大武汉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与骆文、程云、李劫夫、海默在内的十多位延安鲁艺文艺骨干赶赴东北开辟新区。途经热河（今承德）时,适逢冀东十四分区宣传队改编为胜利剧社,人员不够,需要大量补充。延安鲁艺的早期领导人、时任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的赵毅敏同志便将我们给“扣留”了下来,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胜利剧社。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 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     

来自中国最高家庭的经济报告

家庭总管李银桥如是说—— 主席空前每月的工资,除去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五十年代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主席月工资两百元左右,江青月工资一百多元。他家里的经济开支实行包干制,家庭工资收入统一由我掌管。主席认真吩咐我:“家里的支出要有计划,吃饭不许超支,衣服不经我允许不能做新的。” 我根据主席的家庭“财政”方针,列出计划。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都有计划表。当时我给他家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天3元。主席看过计划,觉得这标准高了。我说:3元一天的伙食还包括待客在内,不能再低了。主席便不再多说,提笔批上“照办”二字。 主…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忆王世英同志

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遭遇延安整风运动的艾青

在“文抗”与“鲁艺”之间到延安不久,艾青发现,在重庆耳闻的“延安城”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经过1939年日本飞机的几次大轰炸,城里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连一堵完整的墙都没剩下。党政机关、学校因此都分散在城外方圆几十里大大小小山头的窑洞里。令他感到蹊跷的是,如此不便利的交通条件,何以会在“文抗”与“鲁艺”尤其是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之间,造成如此深的隔阂？因艾青基本不写日记,更拒绝撰写回忆性的自传,其中的蛛丝马迹在他的记述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1979年春,周扬在回答美籍华裔赵治生的有关问题时,曾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     

托小班游戏：做蛋糕

<正>一、游戏来源（一）幼儿兴趣与前期经验在晨间圈圈活动时，大家会给当天没来幼儿园的幼儿留水果。有一天，幼儿发现宁宁没来。“他喜欢吃蛋糕。老师，我们能给他留蛋糕吗？”“我也喜欢蛋糕。”“爸爸妈妈周末和我一起做蛋糕。”“我们做个蛋糕给他吃。”……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对于做蛋糕，幼儿非常感兴趣。     

“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

198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楚图南纪念胡愈之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文革的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和周世钊同志上书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胡愈之等三人向毛主席派的什么…     

硬骨头音乐家贺绿汀（下）

延安初会毛泽东终于见到了宝塔山上巍峨的塔影,贺绿汀的眼睛润湿了。他沿着亲切的延河,听着老乡豪放粗犷的“信天游”,兴奋激动地向前走着,最后,在老乡热情的指引下,来到了桥儿沟鲁艺宿舍。在这儿,他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妻子姜瑞芝和三个女儿,同时见到了很多30年代在上海认识的老朋友。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十分简单地讲述了来延安途中的经历。当时,鲁艺整风正进入“抢救”运动高潮。当晚,便有两个保卫局的人来到他家,对他沿途的经历提出种种疑问,让他详详细细述说一遍。尽管粟裕在他离开新四军的当天便给延安拍过电报,但…     

黄胄赠我三幅画

黄胄同志给我画过一幅中堂,是他经常画的题材：新疆妇女和一个女孩骑着毛驴,从“巴扎”归来,一位维族老汉在后面赶毛驴;天上有两只春燕剪柳,人和景物都异常潇洒,后有一首小诗。题款写的是：“大为同窗存念……”许多同志看过此画都问：“你和黄胄同学？”我说：“是的。”“是在美院吗？”我笑了：“不是,我是画盲,还能上美院？”“噢,那一定是华北联大,黄胄在美术系,你在文学系。”我说：“我和黄胃是在莲大同学,可不是成仿吾任校长的那个联大,我们是莲花池的莲大同学。”1956年,整个文艺界开展“反胡风”的学习,当时,军队…     

盐城“二郝”

1964年12月26日,董加耕在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他的生日寿宴。董加耕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回乡务农知青,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介绍：“主席,这位是董加耕同志,江苏盐城人”。毛泽东听后随口说道：“盐城好,盐城有‘二乔’。”     

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

读了龚育之同志《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获益良多;特别是其中第十八节“两个癌症”,跟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关系更为密切。细读之后,也引发了我的一些回忆。我初见周扬是在1977年10月下旬。当时北京许多高校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急於澄     

鲁迅逝世前为什么急于迁居?

周建人说:“这是一个谜”前几年,周建人同志生前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一个问题:“鲁迅逝世前为什么要急于搬房子?”他说:“鲁迅逝世前的确是非常着急地想搬房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个谜。鲁迅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说叫我给他找房予,并说我订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他为什么要急于搬,我没问他。第二天刚好是星期日,鲁迅很急,拿起笔就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让我去刻一个图章,因为当时租房子要订合同,要一个印章,‘周裕斋’是‘周豫才’的谐音。别的地方没用过这名,后来房子也没租,图章也没刻。”(《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