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身份、政治与符号——孔子及儒家升降沉浮的文化符号学简析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对中国及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纵观历史上对孔子及儒家学说思想,有尊之者,亦有抑之者,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地位可谓升沉起伏不定。通过对孔子身份的确定,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孔子,而孔子及儒家学派在后世的升沉,其实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时的孔儒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儒,而只是一个符号——为政治利益所利用的文化符号。     

李贽史学思想新探

历史从来就是思想家驰骋之域。思想家不仅需要向历史的纵深找寻理论依据,而且需要凭借历史的宽广舞台阐释和传播其学说。明末启蒙思想家李贽晚年潜心史学,臧否人物,纵论兴亡,提出了许多新颖灼见,开启了一代史学新风。但他在史学上的贡献长期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旨在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一、“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史论原则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     

孔子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意识

春秋之时,史学作为学科远未形诸事实,然孔子历史思想与史学意识则多有表现。孔子伦理观念中蕴含着对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认识;其以天人、古今、有道无道、文质等相对概念分析概括历史的变化;认同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善,视其为人文的核心;重视君主及其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敬鬼神而远之,以考量历史及其过程的途径去体贴天命,透散出历史理性;以文化传承者自任,整理、保存并阐发典籍;总结历史,以为救弊方案,体现出明道经世的史学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球化的中国探索——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19世纪中叶形成以来,以其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现实包容性在世界史坛上迅速兴起,对世界历史的变迁和重大事件作出了独具特色的阐释,在许多国家形成深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吸引着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创新之作。经过一百年的积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历史学开始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20世纪70     

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的俄苏史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译介时期”,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一译介时期,就没有中国世界史学科后来的迅速发展。以译介时期的俄苏史为例,可以充分展示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如一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关注现实,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努力做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完美结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明确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谈孔子的孝母思想与妇女观

一、孔子的孝母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对这个古今中外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他的思想的探讨,评价、众说纷纭。然对孔子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仁”,“礼”,无多非议。“仁”是孔子思想中一切德行的根本。“礼”是仅次于“仁”的重要观念,是“仁”的表现形式,达到“仁”之境界的根本准则。那么“仁”之本又为何呢?有子(孔子弟子) 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如此,“孝悌”乃仁之根本了。而在孝悌之间,能孝自然能悌,故孝亦可视为仁之本乃至一     

论史学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中国的史学,可谓源远流长,但其基本研究类型为“故事的历史”,史学家们重在记述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史学更多更好地为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历史研究日益呈现专门化趋势。这种研究专门化要求具有严密性、科学性、相关性,史学的说明性和记述性相对减弱。另外,由于以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向     

《史通》的求实精神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这里所说的“史”,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而是史学,是史学家根据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种种史料而编写出来的历史著作,是史学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整理,用文字的形式,使已经逝去的历史再现于今日。其目的是“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如何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先秦至五代,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从产生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先秦各民族都有口述历史,汉文典籍中也涉及一些民族史事。屈原《天问》体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汉代,《史记》等书的民族史传构建了早期民族历史体系。匈奴、白狼等族以汉文撰写其文献,粗显历史意识。魏晋南北朝,建立政权的诸民族,历史意识大为增强,出现一批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重要历史著述。南方和西域用民族文字撰写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彝族史家举奢哲提出的史学三要,是古代彝族史学的经典之论。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史家在皇朝主流史学队伍中占有重要位置。回鹘、吐蕃、傣等用民族文字撰写出人物传记、民族史书及重要史料。《通典.边防门》是唐代民族史传的总结之作。     

再造胡适的尝试

钱穆先生喜欢说,中国的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西方的史学是以“事”为中心的。传记这一领域中,“精英”一统天下的格局在晚近的历史研究中渐呈式微之相,“匹夫匹妇”的历史获得更多关注,不少学者津津乐道于诸如清代山东郯城一个无名农妇的遭遇(见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应该提醒的是,为小人物提供空间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大人物与时代的关联,仍是史家不可逃避的课题。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早在周公之前,"以史为鉴"的思想就有了萌芽,上古先民规避祸灾的行为是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意识,经夏商两代直到周初,才臻至完善。周代的鉴戒观念,包括"以天为鉴"和"以事为鉴"等方面,到了"以史为鉴",方可谓大成。"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对于历史进行改铸与剪裁,这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结果。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