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唐子宗先生

唐公子宗先生,安徽省绩溪县人。民国纪元前十三年（1899年）夏历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县之复兴乡（旧称十五都,现为家朋乡）霞水村。本名维城,号子宗,族谱属大字辈。先祖世寿公,先父德教公,咸耕读传家,道德文章称誉乡里。先母张太夫人,系出世族,相夫教子,生养劬劳,鞠育恩深。先生资赋聪颖,庭训严谨,幼读儒书。遂通五经,而贯六艺。     

我所知道的郭沫若先生

众所周知,郭沫若先生是个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可是,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和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平起平坐、过从甚密,其中几件趣事,写出来与大家共勉。     

我所知道的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先生原名朱自华,号实秋,1898年11月22日诞生于江苏省东海县,祖籍浙江绍兴,4岁随父迁居高邮县,6岁后定居扬州,在扬州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自幼勤奋读书,品学兼优,毕业于江苏南京省立第八中学。     

我所知道的柏杨先生

柏杨和李敖是同样著名的台湾杂文家,又是和张学良。李敖一起并称的台湾“三大难友”。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大陆一版再版,并在80年代末引起过一场激烈争论。他的传奇人生,同样强烈地吸引着好奇的读者。笔者的珞珈山同窗古继堂先生,就出版过一本《柏杨传》（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叙述了柏杨充满传奇的一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所知道的林庚先生

林庚(1910-2006)字静希,原籍福建,生干北京,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著有诗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论合编的《问路集》、随笔《空间的驰想》;文学史研究著作《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天问论笺》、《唐诗综论》、《西游记漫话》、《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等。著名诗人、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10月4日下午7时安然长眠,享年97岁。林先生是北大中文系活得最长的人,他的前辈和同辈没有一个人活过米寿(88岁)。去年春天,系里隆重举办了“林庚先生九秩晋五华诞庆祝会”,出版了门人撰写的纪念文集《化雨集》和纪念论文集《立雪集》;同时,九卷本《林庚诗文集》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所知道的梁延武先生

“七七”事变后,我到了西安,经瞿白音的介绍,我到了第二战区.当时西安被日军轰炸得很厉害,戏院无法演戏,于是他把一个戏班,连人带戏装,一齐运到了第二战区,我随这个戏班而去.我与梁延武先生本不相识,可是我到战区司令部后,他任命     

我所知道的蒋仲川先生

我所知道的蒋仲川先生丁宗琪忆述丁蘖整理蒋仲川先生,苏州名人、泉界先贤也。他是引导我对千姿百态的中国钱币终身痴爱的导师之一。我待他亦师亦友,交往是我所永远难以忘怀的。蒋仲川先生生于１８９０年阴历正月初六,其父蒋季和先生为清末苏州著名士绅,仲川先生在年轻...     

我所知道的徐会之先生

徐会之是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又是一位经历复杂的革命者。他曾与黄埔同学发起“黄埔革命同学会”公开反蒋;他于抗战时期临危受命。解决和缓和各派系之间矛盾,为国共合作、部队团结作出了贡献;他与黄埔一期出身的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被称为     

我所知道的罗伯昭先生

1976年的春节,是我至今难忘的一个春节。当时,我国各地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中,这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我家的亲友们为了避免惹出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麻烦来,采取了互不拜年走动的约定,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父亲(马定祥)在节日期间恪守了这条“规则”,一直待在家中,以求平安无事。     

我所知道的王码发明人王永民先生

我在原南阳地区科委（今南阳市科委）工作期间,与五笔字型汉字编码的发明人王永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因而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     

历史尘封的哲人——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

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他着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我有幸同胡乔木有所接触,并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中深入了解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风格,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所知道的皇甫平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波”之后,国内出现了要走回头路的声音,重提阶级斗争,反对“和平演变”,不再提改革开放。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此时,《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耍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一石激起干重浪,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争论风起云涌,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才一锤定音。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革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我所知道的中南海游泳池

对着几张旧照片和尘封已久的资料,我似乎又回到那个令人兴奋的年代。如今,虽然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彭老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活动片段,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但作为一名曾在那里为他们服务过的老同志,每当念及那些往事,我总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回首昨天,重新拾起那些历史大潮中的小浪花,就如轻抚走过的足迹,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北大为期4个月的武斗,发生在1968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1966年9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年已经是全国各地狼烟四起,达到高潮。1968年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     

我所知道的育英学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太原市育英学校上小学,当时有一位老师叫乔本德,曾参加太原市教育局下乡工作队。临行,校领导郑重交给乔老师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鉴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另配一把手枪防身。后因乔老师在工作队驻地后山遇狼开枪,从此爆出一大新闻——这批工作队有一位老师还带着“家伙”。     

我所知道的李何林先生

李何林先生是安徽霍邱县城内人,1904年1月生。李先生之父本初先生,与家祖为世交。家父与本初先生亦颇有交往,但家父与李何林先生不曾有交往。每年我家秋天要“完银子”（即到县城交农业税）时,家祖即备好银钱,一人前往县城,寓李本初先生家中。本初先生与霍邱西乡刘氏族人均有来往,可以算作是西乡刘氏家族在霍邱县城的代言人。他在县府结交有朋友,刘氏族人有事找到他,他都乐意帮忙。     

我所知道的叶群和江青

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近年来披露了不少，但1967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还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那时江青“众星捧月”、大红大紫，正处于大权在握并且还要继续向上攀升的时期，叶群拼命巴结她，这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向笔者谈了一些他亲自看到和经历的情况。     

我所知道的叶群和江青

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近年来披露了不少,但1967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还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那时江青“众星捧月”、大红大紫,正处于大权在握并且还要继续向上攀升的时期,叶群拼命巴结她,这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向笔者谈了一些他亲自看到和经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