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诗人芮良夫与他的《桑柔》

一、《桑柔》的作者《毛诗序》曰：“《桑柔》,芮伯刺厉王也”郑玄《笺》：“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左传·文公元年》记秦穆公在崤之役时（前627,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对秦大夫及左右说：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娄。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件我悻。”是贪故也,孤之谓矣……所引之诗,正是《桑柔》第十三章之六句。又《书序·疏》引《世本》：“芮,姬姓。厉王时芮伯,岗良夫也。”三说相合。《左传）。《世本）皆光秦古书,则芮良夫为《桑柔》作者。然而,论《诗经》中作者可考…     

也谈《隰有苌楚》是情歌

自汉以来,历代注家多认为《诗经·桧风·隰有苌楚》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西汉·毛亨、东汉·郑玄说此诗作者痛恨国君放纵情欲,荒废国政,所以歌颂无情欲者。宋·朱熹说“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诗集传》）郭沫若认为是没落贵族悲观厌世之作。（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愚以为这种解释不尽符合该诗的本意,近乎毛亨说《关睢》是“后妃之德”、说《静女》是“刺时”、说《木瓜》是“美齐桓公”、说《溱洧》是“刺乱”一样牵强。迄今仅见高亨《诗经今注》及李长之《诗经试译》在题解中说此诗是一首恋歌。但二位先生未加评述他们这一见解的依据,今就此略陈管见。 研究《诗经》的人公认《郑风·溱洧》是一首反映郑国民间风俗的情歌。《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悦）者俱往也”。三     

从《诗经·周南·关雎》诗旨说到汉儒说《诗》的迷误

本文重新审视了《诗经·周南·关雎》一诗的内容,确认此诗为男恋女之单相思情歌。先秦儒者赞赏此诗具有以礼节情的意识,也是基于诗中"君子"暗恋"淑女"的心理活动所作的义理阐发。汉代四家《诗》都抛开这一基本内容,而将诗旨附会为美、刺周王或后妃。且又说各不同。由此推论:汉儒解读《诗经》并无先秦遗留下的《诗序》可据。他们遵循通经致用的原则,竭力将诗旨归入汉代政治教化的轨道。而汉代的后妃干政,外戚弄权的弊端,也促使汉儒有意将诗旨引向美刺后妃,以求达到委婉讽喻帝王的目的。     

试说《诗·芣苡》

《诗·周南·芣苡》,三章,章四句:采采芣苡,薄言采(掇、袺)之。采采芣苡,薄言有(捋、襭)之。三章反复迭唱,只在二、三章的双句换了两个字。诗句很简单,训诂上也没有多少疑难和争议;但对于诗旨的理解却大有分歧。要而言之,略有五说:一、乐有子说《诗序》:“《芣苡》,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正义》引申其说。闻一多《诗经通义》认为“芣苡宜子之说,由来已旧,鲁韩毛说并同,学者未可泥于近代眼光而轻疑之也。”     

《诗》学论者八种平议

《诗》三百余首,而两千多年来研究之作将近三千部。即如近十来年中,每年都有《诗经》的译注或研究之作数种问世,单篇论文及有关专著、笔记中论及者尚不在其内。当然,每一阶段中,也都有一、二总结性著作,集一个时代研究之大成。初治《诗经》者选此类书读之,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皆其选。     

瓜祭与瓜神话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瓜祭的宗教仪式。《论语、乡党篇》:“虽蔬食菜羹,瓜祭,心齐如也。”《礼记、玉藻》:“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孔颖达《疏证》说:“瓜祭上环者,食瓜亦祭先也。”可见,瓜祭实际上就是祭祖先。这种瓜祭的仪式极为庄重。《礼记、曲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绤;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等级分明,十分讲究,     

《关雎》本义述评

《关雎》是《国风》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首篇,因而历来被学者们所重视,而成为《诗经》中最著名的篇章。但对《关雎》的本义,古今中外的学者却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这样《关雎》又成为歧义最多,最难理解的一首诗。为此有必要对《关雎》的各种分歧的意见,加以分类归纳,论述评议,以作为研究《关雎》的新的起点。一《关雎》题旨述评关于《关雎》的题旨,就总体而言,有六种说法: 一、美后妃之德说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说。《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     

《诗·草虫》旧说新解

《诗·召南·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诗序》:“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朱熹《诗集传》:“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金启华《诗经全译》:“女子思念情人在发愁,相见时是那么欢乐。”     

《韩诗外传》“鼓钟乐之”辨析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根据《韩诗外传》卷五引《关雎》诗作“鼓钟乐之”．遂旁征博引,不遗余力证成韩《内传》作“鼓钟”,孔子“所见《诗经》必作‘鼓钟’．而今传本《毛诗》作‘钟鼓’乃后出误本”．并进而认定后人说诗一方面“用《毛诗》‘钟鼓’之”,一方面“仍取韩说房中之义,斯为谬矣”。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以下简称《外传》)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说解《诗经》著作,也是汉代今文诗学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著作。然据《隋书&;#183;经籍志》著录,此书隋唐之际,卷次增多,已非其旧,成为学界不解之谜。且自宋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此书“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甚至“无关于《诗》义”。这类否定《韩诗外传》说《诗》性质的观点渐被奉为权威,影响深远,以至《外传》一直不受《诗经》研究者的重视。对     

石鼓文词句“四介既简”试解

“四介既简”,此句出自 《石鼓文·田丰》.王昶《金石萃编》释文、潘迪《石鼓文音训》并误释此句为“吾众既简”.潘氏解“简”为“选也”.“四介”二字,郭沫若说:“二字颇漶漫,然谛审可辨,《诗·清人》‘驷介旁旁’.”郭说甚是.按古文献“四”、“驷”相通.《诗·小雅·四牡》:“四牧騑騑”.《仪礼·既夕礼》:“玄纁束马两”,贾公彦《疏》引《诗》作“驷牡騑騑”.《左传·定公十年》:“公子地有白马四”,《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作《左氏传》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马驷”.《诗·大雅·大明》:“驷騵彭彭”,《公羊传·隐公元年》:“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徐彦《疏》引《诗》作“四騵彭彭”.《诗·秦风·驷(?)》:“驷(?)孔阜”,《说文》马部“(?)”字下引《诗》     

读志序 论得失

序,文体名。“序亦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古代多列于书末,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后来置于书前。”明代学者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序》中说:“序,绪也。序文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大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方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此序“又谓之大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志书作序（本文只论及大序或前序,不及无题小序）,起源亦甚早,据记载,最早当推晋人裴秀撰《禹贡九州地域图·序》,近500字,介绍其基本内容和绘图六条基本原则,并论及当时地图与地志存在之不足,阐发作者观点。唐宋之后大兴,成为地方志书的重要体例和组成部分。在历代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中出现了众多好的序言,     

召伯其人及其家世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艹发)。”这是《诗经》中歌颂召伯的诗句。在“国风”的160篇诗歌中,“召伯”一词,仅此一见,是个孤证。召伯是谁?史无明文。汉儒都认为召伯就是召公。《诗序》云;“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于召公。”《史记·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作《甘棠》之诗。”郑氏《笺》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也。”意谓先为召伯,后晋为召公,这一说法,千古没有异辞,揆诸铜器的铭辞,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一、从梁山七器谈起前清道·咸年间,在山东寿张县的梁山(今属梁山县),出土了七件铜器,它们的铭辞是;     

辑佚学的起源,发展和工作要点

辑佚是将久已散佚的书,见载于其他书籍中的一句一段辑录出来,再加以编辑,复为原书。辑佚这门工作开始于何时,据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补郑篇”所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编。”章学诚此说认为辑佚古籍工作,是开始于南宋时王应麟。但是在王应麟以前的辑本古书,不是没有,还是很多;所以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中有“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一条,他例举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献价值。     

商水出土的原仲簠与《诗经·东门之枌》

河南商水县出土的原仲簠,是原仲为其女儿出嫁做的礼器.原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陈国妫姓大夫,其采邑是陈国一个叫“原”的地方,他以“原”为氏,故名“原仲”,或如原仲簠铭文中的“原氏仲”.遵循媵嫁制度,原仲将次女嫁给顿国的大夫“沦”,使陈、顿两国缔结婚姻之国,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关系.《东门之粉》是《诗经·陈风》的第二首,“亲迎”是周代婚礼的“六礼”之一,该诗真实描绘出原仲女儿出嫁的“亲迎”场面,艺术再现了《礼记·昏义》中的相关记载.同时,该诗还生动诠释了春秋早期的媵嫁制度,以及通过卿大夫联姻缔结婚姻之国等文化事象.原仲簠的出土,对于《诗经·东门之枌》的正确解读具有重要价值,反之,《诗经·东门之枌》使原仲簠铭文更加丰满而明晰.     

小话“译诗”

近读思乐同志《小议<诗经>译注的几个问题》,他提出好多意见,颇引起我的兴趣.我对今译,总认为是一个较难搞好的课题,不敢轻试.读思乐此文,觉得对《诗经》旧注释应彻底研究一下其从违,然后下笔今译.思乐说孔子既能删诗,一定也能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改诗.我说,孔子不理解“封建”这个词,不过,他是想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伦理观念垂之于无穷的.改不改,现在还抓不到证据.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研究下过稍深的功夫,每多创见,其次据我所知尚有于思泊先生,于先生两部研诗的著作先后发布,他是精研古文字的专家,又继承高邮王氏训诂之学,研究《诗经》专在虚字下功夫.所以程俊英教授《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一文认为凡译诗的很少有人参考于著为缺陷,此说极是.我认为凡专精写一本书必须广见博闻.     

印本时代与日本江户《诗经》传播

<正>日本《诗经》传播史上,《诗经》传播的载体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口头传播,比如师匠传给子弟,父亲传给儿子;有书面传播,例如加注了“道春点”、“文之点”、“安昌点”等不同训点的《诗经》注本,或是像朱子、古学、折衷考证等学派总结的各种读诗要领。传播目的也各不相同,或像释奠、进讲,面向特定场合、面对特定听众讲《诗》;或用之吟咏,陶冶情操,内化汉学涵养者;或以《诗》劝善惩恶,风化天下。江户亦然,传《诗》有着丰富的媒介和多样的方式。但与前代相比,江户特色最明显的,还是大量出版印刷的《诗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