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人起诉会遇到哪些门槛

中国古代讲求礼之用、和为贵,追求无讼的理想社会状态。诉讼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被尽量的压制,起诉受到各种严格的限制。从西周到清代,古代中国人走入衙门进行诉讼会遇到哪些障碍呢?首先,起诉书方面的限制。古代的起诉书的字数有严格的限制,一般不超     

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明清两代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使明清两代的学者与官员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认定"无讼"并非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世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行为的普遍化。     

“诏狱”辨名

“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刑政”称谓,在考察法律文化的内涵、特别是皇帝诏旨与国家狱政的关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并未对它作出一个确切的释义。晚清律学大家沈家本曾针对汉代情况概言:“是凡下廷尉者并谓之诏狱。”(沈家本《历代刑法考     

"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

20世纪上半期是1940年以降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从法律的近代化转型看,这一时期则更具有典型性。考察这一时期法律近代化转型,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向或说特征,即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是使中国法律外倾西方化的“变”,另一方面又是使被引进和移植的法律内倾中国化的“不变”。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而却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问题,似乎有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的必要。     

基于传统无讼思想的法律思考

中国几千年的法律文化是一部以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法律史。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通过严刑酷罚来驱民畏讼、息讼以达到无讼的结果,从而震慑社会不稳定分子和政治对手。现代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所追求的法治秩序,应当是通过引导公民追求合法权利的秩序,而不是压制各类社会群体追求公平公正的畸形秩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无讼"不能成为当代维稳社会的指导思想。     

罗马帝国与两汉王朝的法律制度比较

罗马帝国和两汉王朝在历史的文明进程中基本处于同一时期,这两个同样强大的文明古国,其社会政治制度却是截然不同。法律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表征,强调平等、正义的契约关系是罗马帝国法律的基本特征;而崇尚“内儒外法上道”,力争创造“无讼”的社会状态则是两汉王朝法律的基本特征。     

循吏理讼

循吏是封建时代地方官吏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后,2000多年间,生平治绩能被国史载入《循吏传》,一直是地方官员的热切向往和期盼。汉宣帝曾动情地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序》)这里提出的“政平”、“讼理”,既是中央王朝也是小民百娃对官员治绩的最佳期望值,更是史官选择《循吏传》的一个硬务件。所谓“政平”,即办事公平公正,使社会安定祥和。所谓“讼理”, 即及时依法判理诉讼,而无冤滞。“讼理”是“政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平”的重要途径。历代的循吏们,都将“讼理”作为施政的一个     

《周礼》"肺石"之制与"路鼓"之制考

直诉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指某些重大案情或冤抑莫伸者,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的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关于古代直诉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中的“路鼓”和“肺石”之制。《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     

中国古代的邮驿系统

邮驿,即古代的邮政,是为封建政府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运转物资的通信和交通组织,偶尔也允许私书附递。由于它“通远迩于一脉,继往来以无穷”而被称为“国之血脉”。     

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

中国古代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遗嘱继承制度的产生 ,以单纯的个人所有权的普遍化和血亲观念的相对淡化为前提条件 ,而中国古代不具备这些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律仅允许被继承人在“户绝”时适用遗嘱 ,有子时则必须实行法定继承 ,与普通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相去甚远 ;虽然古代史籍中有实行遗嘱继承的个别实例 ,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古代存在遗嘱继承制度     

中国古代“行船更数”考

中国古代航海过程中,“更”是一个重要名词,与针位、航线标志物及天星共同构成安全航海的几大要素。因此,将中国古代对“更”的相关记载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正确解读古代更路簿和海图,有其必要性。在此,欲从“一昼夜为十更”、“定更之法”、“更数应用”和“更数今读”等方面作一论述,希望能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与重视。     

浅谈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历史观的演进是一个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发展的体悟过程,是在对历史观的争鸣中展开的。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十分丰富,有老子的复古史观、阴阳家的循环吏观、韩非朴素的进化吏观、《周易》的变易史观、墨子的圣王史观、孟子的重民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看,由于其动固有天人之分,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天命吏观、圣王吏观和民众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现有循环史观、进化吏观、复古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大一统”史观等。     

中国古代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有子嗣时必须实行法定继承 ,在有承分人即非“户绝”条件下实行遗嘱继承 ,是为社会习俗认可并受法律一定保护的社会现实。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的特点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能采取遗嘱继承方式的被继承人有严格的身份地位限制 ,即只能是父祖尊长 ;二是由于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赋予父祖尊长支配财产的特权 ,因此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遗嘱自由     

鲜卑人名族名揭秘--土族古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北方的鲜卑语,就是今天的土族母语;今天的土族语是“流”,而鲜卑语是“源”,它们之间就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对于土族的母语鲜卑古语,试图解读者不少,中外知名的学者中有方壮猷、缪钺、聂鸿音和白鸟库吉、伯希和等。虽然,这些学者对鲜卑这样一个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的古代北方民族给予了热情的学术关照,但依笔者之见,他们在鲜卑的“古语化石”解读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至少大多数学者的考释仍没有摆脱古文献的范畴和白鸟氏等学者的释读范围。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今天土族语的角度(流)解读古代始祖们留下的母语(源),以证明今…     

方圆之境探古今——湖南博物院藏铜镜展

中国古代铜镜,作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承载着宗教信仰、美好祝愿等诸多寓意,也频繁出现在诗词歌赋、传奇话本等历代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广为流传的破镜重圆、以人为镜等典故或故事,使得铜镜成为了一种无法替代的文学意象,并形成一种“镜鉴文化”。湖南省博物院“方圆之境——湖南博物院藏铜镜展”通过“铜华初鉴”“质以昭明”“千姿焕影”“隽雅意趣”“流光余韵”五个单元,共展出210余件铜镜与相关文物,通过实物与场景相结合的形式对不同时代铜镜的造型、纹饰、铭文等进行解读,呈现了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脉络,揭示铜镜延续数千年的旺盛生命力,展现其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采矿工程技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采用矿山考古、模拟实验等方法,对中国古代采矿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进行系统论证后,得出三个论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采矿工程技术的历史进程,可分为萌芽期(史前时期)、形成期(商代中期)、初步发展期(西周时期)、创新期(春秋至战国中期)、充实提高期(秦汉至元代)、全面发展期(明清时期)这六个发展阶段。二是中国古代采矿工程技术有着浓重的中国特色并具独特的发展体系,其多种技术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古代各种社会要素的综合。三是中国古代采矿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和综合的“和”的技术观,“和”明白地表述了采矿技术观的本质特征。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

刑讯作为中国古代断狱的一种手段,因其产生甚早,流传久远,而为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意欲从刑讯制度的产生及其沿革入手,进而探寻刑讯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以期对该制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也     

文本、话语与现实——元代江南“好讼”考论

在元代文献中,江南地区普遍呈现出"好讼"现象,但相关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主观建构的话语,而非对诉讼状况完全"客观"的记录。在这种话语中,现实司法压力几乎完全转为对民众"好讼"之风的批判,诉讼的合理性以及造成司法压力的根本原因皆被排除在话语之外。这一话语之所以在元代盛行,既根植于元人的"贱讼"观念以及对江南风俗的负面印象,亦是元代国家和江南地方官员应对"滞讼"困境的一种策略。从现实情况来看,元代江南民众的确有以诉讼解决纠纷的倾向和惯习,但诉讼的可能代价又使其不能不有所顾虑。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诉讼通常是两难下的权衡。     

晚清的积案问题

在政法合一的封建社会中,狱讼问题的处理状况始终是评价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某地诉讼增多往往不仅是该地民风浇漓的表现,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地方官的不尽职责或无能。因此,迅速处理各种案件,力求“政简刑清”、“息讼省刑”就成为许多封建官吏的作官准则之一。对于诉讼者而言,寻求一种公正而迅速的判决也是其诉讼的最终目的。但事实上,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要真正地达到封建统治者所向往的“无讼”的境界是决不可能的。相反,封建司法制度所导致的积案累累、冤狱重重却成为历代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社会景象。在清代尤…     

古代埃及教谕文学的名实问题

古代埃及的教谕文献是我们认识古代埃及人社会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从文体规划的角度,能够涵盖这种文学作品的文体主要包括智慧文学、教导文学和玛阿特（正义）文学,这些术语都不能让我们对教谕文献的基本性质提供一种直观的认识,但由于“玛阿特”是古代埃及人自己的词汇,所以它为我们认识这种文献提供了切入点,并促使我们从内容的角度揭示教谕文献的基本性质、探究教谕文献所教导的“智慧”、“玛阿特”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从而对古代埃及人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价值取向做出基本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