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围绕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活动与战争认识建构——评邹灿著《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正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间,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战争认识存在不少分歧。一般来讲,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往往与东京轰炸、冲绳战役、原子弹爆炸等"受害"经历有关,"美英同罪史观""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等认识长期存在。【注文1】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基本围绕"侵略—反抗—胜利"的逻辑链条展开。遭受侵略是该链条的起点,否认或美化侵略都是难以接受的挑战。很明显,围绕着同一场战争,中日有着不同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引发两国产生分歧的根本原     

当代艺术在后战争记忆空间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

当代艺术全球化语境下战争叙事的表达格外具有优势,它所具备的互动性、普适性、多元性、当代性和自我意识等本质特性都契合了后战争时代具有世界主义内涵的战争创伤记忆的叙事和表征。很多战争题材的博物馆都利用当代艺术展品去实现心灵抚慰和促进战争反思,以此丰富战争历史当代表达,拓展和平教育职能。当代艺术所具备的抽象性特质使其在介入体现普适性价值、为战争博物馆实现心灵抚慰记忆的目标提供了有效路径。当代艺术是推动战争题材博物馆从"仪式性空间"向"反思性空间"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种新方法。     

当代艺术在后战争记忆空间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北大核心CSSCI

当代艺术全球化语境下战争叙事的表达格外具有优势,它所具备的互动性、普适性、多元性、当代性和自我意识等本质特性都契合了后战争时代具有世界主义内涵的战争创伤记忆的叙事和表征。很多战争题材的博物馆都利用当代艺术展品去实现心灵抚慰和促进战争反思,以此丰富战争历史当代表达,拓展和平教育职能。当代艺术所具备的抽象性特质使其在介入体现普适性价值、为战争博物馆实现心灵抚慰记忆的目标提供了有效路径。当代艺术是推动战争题材博物馆从"仪式性空间"向"反思性空间"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种新方法。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修订版)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版,44.7万字,89元《历史三调》既是一部史学论著,也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作者以义和团运动为载体,阐发自己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的亲历者、历史书写和历史的神话化等问题的观察、思考和理论概括。作者通过"义和团"这一典型案例,探讨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     

“欧洲和东亚的二战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长期以来,德国作为对二战历史彻底反省的典范,一直被中国推崇。那么,德国的具体反省历程是怎样的?哪些经验应该借鉴?我们的了解其实还不够。奥地利在1938年被德国吞并,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它如何看待自己在二战中充当的角色?是加害者?被害者?还是兼而有之?近几年奥地利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回看东亚,中日、日韩一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争执不下,是不是应该走出东亚,了解西方特别是德国、奥地利的战争记忆和反省,与欧洲学者一道进行思考?为此,     

近代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生改变,通过近百部历史教科书作文本分析,可从战争爆发原因、关键人物与事件、历史影响等三个层面审视"第二次鸦片战争"。早期教科书以事实描述为主,很少对原因和影响进行讨论;之后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在确立战争叙事框架上意义甚大,此后出版的教科书大抵未能脱其窠臼。1929年以后,作为近代史起点的鸦片战争成为教科书讨论的重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意义则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叙述中隐而不见。教科书中有关叶名琛和"火烧圆明园"的表述,反映了近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复杂性,两次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此消彼长也显示出重审这段历史叙事的必要性。     

中外二战纪念建筑初探

二战纪念物分三类:其一是原战争遗迹和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其中重要者多已辟为纪念地(博物馆);其二是二战期间遗存的可移动文物;其三是战争期间及战后所建造的纪忿性建筑。前二者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见证真实历史的史料价值;而后者则展示了建造时代的公众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和自身的文化取向。本文主要简述中国与国外同类纪念性建筑之代表性实例,从中管窥各自文化取向的异同。     

价值·场所·记忆——从李庄镇看历史文化名镇叙事构架的建立

通过对抗战后方四大文化之都之一的四川宜宾李庄镇的分析,提出对于那些拥有悠久历史、丰富遗存的能够激起文化认同的历史文化名镇,其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历史建成环境的保护和修缮,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价值、记忆、场所来构建其叙事结构,获得人们在历史情感上的共鸣以及对其文化和历史的认可。其中,历史价值评估是核心问题,是决定记忆、场所和叙事结构的核心因素。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1790—1810)的官方纪念与历史书写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的官方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性仪式,修建纪念性建筑物,刊行纪念性文献和绘制纪念性图像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筑、实物、文字和图像资料意在强化官方权威,为这场颇有争议的海疆危机提供盖棺论定的历史叙事。这样做,既延续了盛清时期书写“战争征服史”的传统,表现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国势衰落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变迁。由于亲历战争灾难的地方集体记忆并未被完全抹去,私家对战争的记录和纪念冲击了官方统摄一切的主导地位,使得由各类载体构建起来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和歧异之处。     

历史与记忆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

正2015年7月17日—18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科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与记忆:二战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五十余家高校、科研、出版单位的百余位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二战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战历史书写、外交与军事、二战与社会经济、二战记     

二战后美国学界关于淫秽品问题的争论

在二战后,随着美国最高法院将淫秽品纳入宪法的分析框架,美国政府如何控制淫秽品,因其牵涉到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平衡,所以成为美国社会高度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二战后美国学界对淫秽品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政府与个人关系的政治—社会议题,以及制定淫秽品标准和定义淫秽品的具体问题而展开。在争论过程中,美国学者对于能否调控淫秽品意见相左,对"何为淫秽品"观点不同,就连最高法院制定的淫秽品标准也令他们失望。二战后美国学者关于淫秽品问题的争论,虽然深化和拓展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视域,但是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读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正什么是文化记忆?近三十年来,记忆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受到了较多关注,这既是因为新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存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又是因为二战的见证者相继去世,使得我们对二战的认知逐渐由鲜活记忆转到历史的阶段。~((1))一些学者选择"社会记忆"为讨论对象,研究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和历史表现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象征性和表演性是仪式的两大特征。~((2))然而在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些概念中,随着新文化史的传播,文化记忆一词在近些年来尤其热门,它的界定者正是德国的埃及学专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1992年初版的《文化记忆》一书中,~((3))阿斯曼从理论和个案的角度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欧洲联合运动的兴起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卷入人口最多的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欧洲作为二战的主战场之一,成为受害最深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互相敌对的欧洲国家在战争结束仅仅几年之后却不计前嫌,联合起来,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始走上持续至今的联合之路。那么,二战与欧洲联合的兴起有什么关联?战争对欧洲联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吗?     

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与“二元外交论”问题

该文前半部分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的特征和代表人物,并表现出批判性和继承性。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论",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演化为一种对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坚持"二元外交论"的结果,一是导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二是把陆奥宗光傍强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为和平外交,甚至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是因为背离了陆奥所创造的"明治遗产"。该文后半部分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三个方面对"二元外交论"进行剖析,对日本史学界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回应。     

战后广岛的重建与和平进程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和平建设是对创伤历史的一种最好纪念和修复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战后波德和解与华沙的角色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就像德累斯顿”:现实、关联和象征的视角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原因比较研究初探

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性暴行、抢掠、人体试验等空前反人道的罪恶行径,比较二者暴行的发生原因、规模、方式及其影响,对于进一步深化有关日本战争暴行和二战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部分西方学者否定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是一种偏见。就德日军队二战暴行的原因而言,两者暴行的动机有其共性也有其差异,并不完全相同。其共同点在于都要通过法西斯暴行来镇压反抗和威慑被害国人民,并发泄兽欲,区别在于德军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其兽欲和服务于战略需要。德国法西斯的屠犹暴行具有欧洲民族与犹太民族矛盾的历史背景,加上希特勒纳粹党的疯狂理论与实践、发动和维持战争的需要;而日本军的暴行则更多的是出于民族性格的的阴暗面,“膺惩”中国人的政治需要和对于被侵略国人民奋勇抵抗的疯狂报复。通过德日军队二战暴行的原因比较,我们可以找出其中相同点与不同点,深刻分析,剖析原因,这对促进两个民族的反省,有着重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