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雅典议事会司书考述

议事会司书是雅典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重要职官之一,负责城邦公共文书的记录和保存工作。随着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议事会司书制度经历了两次重要变革:一次可能源于厄菲阿尔特改革,五百人议事会以部落为单位分成十个轮值议事会,轮流当值,处理城邦要务,此举导致议事会司书亦须每年选任十次;另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议事会司书选任的方式、资格以及任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民主特征。     

雅典执政官任用程序的历史考察

执政官曾是雅典权重一时的官员,但是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它的任用程序几次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贵族议会直接任命最终发展为民主式的抽签选举,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影响和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城邦最高官员沦落为普通公民都可担任的职务.整个过程实际体现了雅典由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逐渐过渡,因此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缩影.     

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199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希腊城邦·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论文集,收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古代史讲师莫根斯·赫尔曼·汉森的近作,题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文中指出,存在于许多现代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把古代雅典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加以类比,并且断言,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政权属于公民大会,司法权则归于祛庭。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与这种看法不同的     

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

在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中,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成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主题。利用这一主题,他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这种塑造的关键在于它诉诸于希腊城邦体制的某些根本原则,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引导民众以一致的行动者角色参与公民大会的商议活动,让这些原则得到真切的认识与理解,使之体现在民众的政治行为之中,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     

从雅典妇女地位看其民主政治局限性

有关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议论颇多。笔者试图从妇女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一民主的局限性。古代雅典“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处境,可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这种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民主从根本上无广泛性可言。伯利克里时代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然而,恰在此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落到了极点。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绝缘,不论出身如何,没有资格享有与男人等同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男性公民可为所欲为是这种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中的“半边天”——为数众多的女性倍受歧视,发达一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

阿尔克迈翁家族是长期活跃于雅典政坛的一大显赫家族。该家族成员多次被流放但又都回到雅典重掌权力;曾与僭主竞争,又在僭主统治下任职;曾主持民主改革,又始终保持贵族理想。可以说,它的发展兴衰及其与其他家族的相互斗争深刻影响了古风时代的雅典政治。本文将回顾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历程,以考量它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的作用。意图指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是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两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     

希腊的“自然哲学”和“逻辑学”

希腊哲学的标记是“自然哲学”,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模式是“逻辑学”。希腊哲学的大背景是地中海明,它的繁荣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是人类必须的,无论唯物或唯心的合理部分都是人类智慧的瑰宝。     

试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陪审法庭变革

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了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英雄与民主——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剖析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种种现象,说明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作用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揭示古希腊宗教和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防范英雄观念。这种观念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贯彻,具体表现在雅典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笔者认为,这种对英雄的防范意识和做法充分体现了古典时代雅典人的政治智慧。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这种民主制度和规则的产物。他们遵守这种制度和规则并为之受难。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率先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①,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希腊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②,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则较少.③.     

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科书

一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     

浅论伯利克里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雅典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而正是伯利克里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推上希腊内部极盛的发展时期。古典时代的雅典产生了无数的先贤明哲,留下了巨大的文明宝藏,这一时期也就成为无数文人学者心中的乌托邦。本文试图着眼于伯利克里改革去探讨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意义。     

城邦制度下希腊妇女地位探析

<正>要开展希腊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需要从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来重点分析。虽然它们同为希腊城邦,但受地缘政治,文化遗产的影响,两个城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有显著差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雅典妇女的地位和未成年人相当,属于被统治者,被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只能间接属于城市。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公民大会,享有的政治权利必须通过保护人才可以获得,保护人通常是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他们生活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