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

关于地方文化意义的研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的意义正在被全球性力量中和与消解.在这种断裂之下,原有的对于“地方性”的想象反而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被不断加强.本土社会力图在一个“时空压缩”的“超空间”时代中,保存其自身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哈维认为,一切基于地方意义形成的认同都是反动与禁锢的.他提出,应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出发,理解地方差异的形成,从而理解地方建构中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建构.但马西则在批判哈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进步)的地方感理论,指出应从多样的社会建构出发,理解地方性的形成过程.马西认为,地方的本质特点包括:开放以及与外界密切的社会联系;地方本身是一个过程,认同在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中;地方内部具有其认同的多样性;进步的地方感并不否认地方性的存在等.基于马西的进步地方感理论,研究通过对广州关于移民以及粤语传承问题讨论中出现的话语进行的文本分析,指出广州本地社会在上述讨论的过程中,其少部分话语已经呈现出进步地方感所批判的禁锢性,因此需要在重新认识地方的过程中加以修正.     

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关系研究——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本文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荔枝湾涌1940年代以来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的关系,进而挖掘居民地方感变化机制。研究发现：荔枝湾涌居民的地方感主要受生态环境、建筑与配套服务、集体记忆、活动类型、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生态环境起主导性作用;积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集体记忆的保留与延续;消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破旧的居住环境及落后的配套服务;此外,文章提出内向型地方感和外向型地方感的概念,认为随着城市发展,在地方发展变迁过程中,地方感由内向型地方感转变为内向型和外向型相结合的地方感。两种地方感相互作用,互相调节,更有利于地方稳定、开放、包容地发展。     

多尺度视角下饭店劳工移民地方感知与关系研究——以北京开元集团饭店为例

占据移民主体的劳工移民因涉及地方变迁与心理感知而成为地方感研究的重要对象。对于劳工移民而言,其所谋生的企业与城市间在感知判断中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如何关联对探究其感知与行为特征等有着重要意义。以劳工移民汇聚地"北京"和集聚地"饭店"为案例,探究此背景下的地方感关系与路径。数据与结构模型分析表明:①在饭店与北京市两尺度中地方依赖均显著影响着地方依恋与认同,凸显了依赖这一功能性感知在地方感构建中的重要作用;②证实了饭店劳工移民的地方感在两尺度间存在关联,而且是以饭店地方依恋及北京地方依赖为关联维度;③得出了一种地方感由微观环境向宏观环境拓展的路径,由饭店地方依赖开始,至北京地方依恋与认同。     

地方感的多态与分异：不同人群对旧城街区的感知

地方感指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概念。快速城镇化使得“地方”剧变,地方感也变得复杂多样,多元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本文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选取江苏省如皋市东大街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将不同主体的地方感归纳为三类：根植型、创造型和关怀型。老年原住民形成了根植型地方感,其重点在血缘联结、归属感、身份认同;沿街商户生成了创造型地方感,主要涉及美学、经验与私人空间等;虽从地方抽离但仍与地方保持着积极情感纽带的“乡邻”们则形成了关怀型地方感,主要涉及关注、社会互动、熟悉等。借助案例剖析和质性研究方法,本文对地方感多元类型和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理解地方感的多态性和分异性。     

地理学的安全感研究:基于地点的综合理解、应用及展望

安全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基本需求,安全感则反映了人们希望免于危险的主观感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地点的安全感研究成为社会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重要议题,学者们重视探索地点的物理、社会-文化环境特征与人的安全需求、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运用地点理论开展安全感研究,一方面倡导建构具有情感、价值、意义的安全地点,另一方面为预防犯罪的跨学科安全空间综合研究提供了平台,促使人文地理学通过整合社会学、环境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完善社会-生活空间理论,提高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本文通过回顾地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环境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对犯罪地理与安全感的主要研究成果,梳理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兴趣及其最新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人文地理学基于地点理论研究安全感的主要方向及趋势,旨在建构基于地点理论的安全地理学研究框架,为人文地理学社会-生活空间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居民感知的跨界意义研究——以深港跨界居民为例

对于在边界两侧居住的居民，跨界流动、居民对边界另一侧的地方感、跨界的个人意义以及跨界的区域意义这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深港跨界居民的调查数据，构建了路径模型来分析上述四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跨界频率对深港居民的地方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跨界频率对个人和区域意义的感知均具有显著影响，对个人意义的感知影响是正向的，但对区域意义的感知影响却是负向的；地方感对边界的个人和区域意义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通过对深港边界居民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对跨界流动意义的理解，以期为深港一体化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和借鉴。     

地方感的研究路径探索：心象运动论的方法

通过多理论思辨，本文认为地方感理论研究中，不同流派之间存在的三对矛盾：流动性与在地性的矛盾，历时性与即时性的矛盾，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矛盾。为调和这三对矛盾，本文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即地方感的心象运动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心象与心象运动的概念；②心象运动的认识论；③心象运动论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些理论探索，提出地方感研究的新路径，为城市政府的社区管治、提升居民的归属感提供政策参考。     

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地方感差异分析——以黄山屯溪老街为例

旅游的发展对旅游地人地关系突出的影响反映在旅游者与居民地方感差异上。本文以黄山市屯溪老街为研究区域,从地方认知、地方依恋感、地方行为意向三个维度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行为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认知层面,旅游者更看重旅游地与己之间的互动,而居民则更关注"自我"、"环境";在地方依恋感层面,旅游者要比居民更具地方依恋感;在地方行为意向层面,均以赞成保护为主,但在旅游地的"现代化"因子上有显著差异性。综上分析建议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继续挖掘老街特色传统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习俗,向旅游者展现老街的整体魅力;并授予老街居民以更多的权力和灵活性,提高积极性。     

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本文构建了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913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Boot-strap 方法验证了 地方感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家庭劳动力外流抑制了农户参与...     

旅游地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及其影响机制

流动摊贩的空间治理成效关系着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建立了关于弱势群体空间政治中“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于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空间生存状态的案例分析中。发现：①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影响，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被政策法规在正式制度层面认定为“不得其所”，但其在旅游经营活动中却受到其他空间使用者的欢迎，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是“安适其位”；②西街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具有“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双重性，由此也塑造出流动摊贩在阳朔西街时空嵌入的空间结构；③内部群体特征（灵活流动性、规范化提升）与外部社会文化情景（和谐稳定的社会话语、旅游场域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因素不仅有效消解了正式制度层面所形塑出的“不得其所”空间规范，同时也强化了非正式制度层面与空间结构上西街流动摊贩的“安适其位”。     

游客安全感的影响要素、形成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

安全感是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晴雨表",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最基本需求。本文在对游客安全感的概念进行界定、游客安全感重要性和研究意义进行阐述,以及游客安全感的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安全感的认知过程和形成机理,并据此提出旅游目的地提升和强化游客安全感的"四位一体"策略,即培育理性的游客、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运用现代的安全技术和选择科学的传播渠道。     

他者,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想象地理的理论起源及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根据想象的主体和想象对象的地理尺度差异,国外想象地理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探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形象的话语建构;二是研究"作者"通过地理文本的生产,以想象的方式对地方的文化形象进行重构的过程。同时,文章通过分析国外近30个实证案例,指出想象地理在地方的文化建构和空间文化意义的生产等文化地理重要话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据此对国内想象地理研究提出了展望。     

“理想的家就是普通的家”——上海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实证分析

流动儿童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和现实话题,但对其地方感学界缺乏关注。本文以上海市主要服务流动儿童的X社区儿童服务中心为例,综合运用感知地图、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特征与形成机制。流动儿童地方感存在社区与上海、市区与郊区和对地方的态度三个维度的差异;流动儿童对家的认知包括认同、迷失和流动三种,流动儿童地方感是基于亲人、朋友和其他社会网络所建立的,涉及多地方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积极地方感;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形成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影响,受政府权力影响的X中心、家庭和学校,以及智能设备和自然环境是五个直接影响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因素,流动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也会重塑其地方感。从地理视角研究流动儿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SONIC GEOGRAPHY, PLACE AND RACE IN THE FORMATION OF LOCAL IDENTITY: LIVERPOOL AND SCOUSERS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cademic attention. This article unpacks what constitutes the Scouse identity, how it is constructed and its different dimension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place, phonology and race . Its novelty lies in developing the underused concept of "sonic geography"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sound, for example a distinctive accent and/or dialect,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dentity. Empirically this is conducted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couse, or Liverpudlian, identity. The article also deploys the concept of "sonic exclusion" to examine the role a distinguishing vernacular plays in shaping local identit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determines "who is in" and "who is out" as a Scouser. The conclusion is that an effective understanding of a Scouser is not only spatial – someone born in Liverpool – because the sonoric landscape of spoken Scouse, and thereby Scouse identity, extends beyond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 boundaries of the City of Liverpool.     

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

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角度出发,分析城中村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和体现方式,利用历史演进的分析方法考察城中村改造前后地方性解构与重构现状。从地方等核心概念出发,探讨地方性的社会建构体系及特征,并认为地方性从景观、文本、符号及感知四个维度进行持续的社会建构。结合广州猎德村整体改造为案例发现地方性的建构与时空元素紧密相关,镶嵌在地方的发展过程,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城市化中地方性研究框架;现实上为更深入理解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关系,为更好地推进城市更新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影响研究——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我国的城郊开发区普遍缺乏地方特色,在招商引资中易陷入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困境,急需通过增强地方性来促进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和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本文初步探讨了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机理。研究表明,城郊开发区建设主要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过程,主要生产可复制、可交换的同质空间,因而会消解东道区域的地方性,这在调研中突出表现为当地居民对新的空间缺乏深厚的认同和依恋。为此,有必要尊重当地人的发展需求,更好保护东道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从而把开发区塑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宜业宜居"空间,以增强开发区的特色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断石村社区旅游:契约主导型社区参与及其增权意义

以广东丹霞山断石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旅游发展成熟阶段,非少数民族、景区依附型乡村社区旅游参与模式及其增权途径。研究发现,断石村在依靠丹霞山景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历程中,自下而上地自主构建了基于契约平等观的民主村治制度、土地征租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并基于契约信守观自主执行了这些制度,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了外部干预和内部冲突,确保了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基本实现了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为我国社区旅游实践提供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契约主导型社区增权模式"。研究指出,断石村自我增权是嵌入于社区外部的和内部的双重制度环境下的行动结果,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以强化制度的强制性和制裁性,构建旨在促进社会增权的新制度,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内群体交往对开发区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社区感的影响研究——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X社区为例

开发区周边主要聚居着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群体交往倾向会制约这两类居民间的平等、正常交往。为此,本文主要结合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X社区居民的调研,重点考察了内群体交往倾向对居民社区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区周边居民确实存在内群体交往的倾向,这使其社区感水平普遍不高;而归因于征地拆迁中的复杂矛盾,本地居民的群体的内部交往对其社区感有消极影响,但外来人口的内部交往因为有助于增强其适应新地方的能力,对社区感建构有积极影响。由此,建议既要促进两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也要关注本地居民之间以及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协调,以普遍提升其社区感。     

ENGINEERING SPATIAL FIXES: RELATIONAL SPATIAL PRACTICES,STRATEGIC‐TOPOLOGICAL APPROAC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NNISH SCIENCE‐TECHNOLOGY DISTRICT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relational approach, and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would benefit from deeper engagement with the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spatial relation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notion of engineering spatial fix as a way to conceptualize these dimensions. The idea is to widen the conceptual sphere of relationality from spontaneous ties or abstract networked power effects towards relational spatial practices. Theoretically, the article aims to bridge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nd the network‐topological approaches through a stylized meso‐level practice‐oriented approach.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economic geography, relations can be grasped through two basic perspectives: relations as analytical lenses and relations as spatial practic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relational spatial practic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topological and strategic.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a science‐technology district of Turku in 1985–2001, which fleshes out the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In the process, the relational concept of synergy is utilized as a context‐specific strategic resource as the district evolves from an initial separate building to a distinct and materialized geographical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