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

晚清财政史研究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晚清财政状况、财政收支、财政制度等方面,在论和资料整理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宏观考察。财政收入研究侧重于外债、关税与厘金,而对外赔款仍是财政支出研究的热点。财政制度与体制方面,学界论述较多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至于财政思想,学们对重要人物的财政思想研究较多,对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他们还对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制度与政策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一笔越还越多的外债

晚清地方外债泛滥,安徽却没有直接向外国银行或洋行借过外债,然而却有一次先发行内债继而转化为外债的经历,而且因为无力偿还,演变为一桩历时20余年的公案。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过程作一梳理,可作为一个探究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近代地方外债的富有典型性的个案。     

民初北京政府设立各省国税厅筹备处研究

各省设立国税厅筹备处是民初北京政府恢复财政秩序,解决竭蹶财局,同时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尽管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阻碍,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中期多已初具规模,各项税收交接与整理事宜亦在有序进行。赣宁之役后,随着国税厅筹备处职权的扩充,各省国税整理取得相当进展,其权限问题却愈发凸显。焦灼的财政状况与成效甚微的制度建设使北京政府很快转向晚清的摊派思路,在全面规复旧额的前提下对各省实行包办,无形中却促使省集权得到巩固。于革命更始之际的此一财政改革成为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晚清专款与财政运行：以海关四成洋税为例

专款,作为京、协饷制度的补充,在晚清财政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成洋税为晚清财政专款之一,先后被作为偿赔专款、解部专款和海防专款。除作为偿赔专款因关系“国家大信”落实较好外,其他无论作为解部专款,还是海防经费,四成洋税都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解款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或征不及数,或奏归别用,最终出现“专款不专”的结果。四成洋税专款名实不符,反映了晚清专款制度的实行受到财政大背景、专款性质、财政理念以及专款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诸多因素的制约,凸显国家职能调整和理财重心转移相互作用下财政制度运行的不稳定性。     

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

捐输乡试广额是晚清朝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饷,解决财源枯竭窘境,保证军需持续供应而出台的新政策。此举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晚清平均每届乡试取中捐输广额179名,增幅达14.3%,不仅抵消了乾隆九年定制各省乡试中额时削减的额数,且使实际乡试中额超过清初制定的清代最高乡试解额标准。同时,它还为清廷筹集军费1.5亿两,占咸同年间军费总支出的1/4。此中透露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给地方的一面,而非既有研究强调的中央对地方扩权的被动承认和接受。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监狱建设及经费问题研究

晚清以降日益形成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立趋势,一直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并对南京国民政府治下诸多改良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的监狱建设、改良等活动就是一例。国民政府虽将监狱的建设与改良权限统归中央,但在国家财政未能真正统一、地方财政亦非真正独立的环境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均不愿为此提供经费保证,导致此项改良活动难以按照原初计划顺利施行。当国民政府最终责令地方承担建设、改良经费后,各地政府却又借词财政空虚、司法权限统归中央,要求中央层承担经费,并消极对待这一改良活动,终进一步恶化了司法环境,使监狱、法院等部门更为腐败,狱政改良成果黯然。国民政府监狱建设及经费问题固然体现了国民政府统治能力的欠缺,但更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间司法制度改良的艰难,其中尤其是财政税收等经济因素对司法、行政的深刻影响。     

“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

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督是央地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地方财政监督近代转型中,时贤先后就省财政清理中部臣与疆臣的监督权限、"联省自治"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地方自治完成后中央与地方民意机关对地方财政监督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财政视察、财务稽核、财政督导、中央补助金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地方财政监督制度主张。这些制度设计主张为近代地方财政监督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某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