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

我的中小学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有个词叫“开门办学”,即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学农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依据来自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在“指示”中,有段专门针对学生的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段文字当时非常著名,它是“文革”中的办学方针。学工、学农成为那个年代学生必须经历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套书与一个国家的科普史》

家中有一套“文革”版,小时候曾经仔细阅读过,好在当时年幼的我就已对“资产阶级大毒草”之类的“革命语录”极为嗤之以鼻,没被“荼毒”。不过如今回想起来,这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语体,也恰恰见证了这个民族曾经自“愚”自乐背后的无奈与苦难。     

我的五七大学生活

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主席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叫『活着欢』(二十一)

二十四、《挂牌成亲》和它众多的生活原型“麻木县长”撞动我的心灵,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让我调动了记忆中的储存,想起了“文革”中被扭曲和扭而难曲的人们。在这里,这县长的经历就像杯酿酒时的(?),将记忆发酵,一步步变为作品的酒。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年我不敢回家

“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本应坐在大学课堂的我,却“流落江湖”。 9月25日,弟弟辗转寻到我的临时栖所——湖北石首位于长江边的一个小村。他带来的是噩耗：9月17日夜湖南全省戒严,抓捕“牛鬼蛇神”（后来听说是为了保证国庆平安无事,     

那年我不敢回家

“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本应坐在大学课堂的我,却“流落江湖”。 9月25日,弟弟辗转寻到我的临时栖所——湖北石首位于长江边的一个小村。他带来的是噩耗：9月17日夜湖南全省戒严,抓捕“牛鬼蛇神”（后来听说是为了保证国庆平安无事,     

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演变到崇神状态,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     

我和黄安国

在挚友黄安国的六十寿宴上,我只说了一句话：“人生难得一知己,今生我得到了。”     

道歉应该从强者开始——对话胡发云

对一般人来说“文革”只有几年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葛麻的1976—1978》里,工厂的人提到“文革”都说“那几年”,为什么只说几年？胡发云：就是1966年10月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后权力重建了。之前几年的特殊历史时期,老百姓某种程度上可以自行结社,自己印报纸、贴大字报,甚至自己决定是去上班、钓鱼,还是在家打家具：一个大政府垮掉,社会很松散。只要不反中央、不反最高领袖,那几年可以表达任何政治见解。     

一张大字报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今昔对比,感慨万千。我感触最深的,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引导中国冲破十年“文革”阴霾,由动乱走向改革开放,由“人治”走向“法治”。人民最基本的发言权和人身自由权,得到法律保障。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我在文革中挨批斗的经历

我原籍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的父亲17岁时就离开家乡到北京大栅栏学做生意。他在家乡念过4年私塾,有些古文底子,又能写一笔好毛笔字,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当了账房先生。后来积攒了一些钱在天津买了房子安了家,做布匹生意,又开了一个小织布工厂,所以我上学、工作后每次填表"家庭成分"一项总是填"资产阶级"(实际现在看来顶多算得上是一个"个体户")。     

周恩来与文革期间的高校招生

<正>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几年的文斗和武斗,"打砸抢"、"破四旧"和"全面夺权",教育制度和建国后17年教育路线已面目全非。教师被打成"臭老九","夺权"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理人"进入了"牛棚"。加上废除考试、开门办学、推荐招生、工厂办校、实施"上管改"等形形色色的运动,这一切不但极大破     

“文革”中邓小平复出的那段历史

1966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中弹落马,受到了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下旬,“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使党内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化。多年来,延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各种名目进行的,矛头直指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多数人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幸好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得到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