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恋——记满族著名敦煌艺术研究家常书鸿教授

一九八四年深秋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盛会,隆重庆祝常书鸿教授八十大寿、从事美术工作六十年、献身敦煌艺术研究四十年。在会上,国务委员方毅同志做了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他说:“常书鸿同志为敦煌艺术研究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敦煌艺术研究,也很难有莫高窟的今天。我们实在应该为他举行庆祝活动。”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中国有个欧远方

欧远方同志逝世整一年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合肥参加小城镇建设理论研讨会,和欧远方同志见面,我们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不过将近20年来,我一直没有再去安徽。安徽的同志也没有像其他许多省市那样到北京来参加“双月经济学活动周”的活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因和欧远方志同道合,才与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在工作上彼此相互支持。     

托洛茨基与俄国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自1897年起就开始从事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他后来因从事派别活动和坚持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联共(布),但我们对他在列宁逝世前的政治活动,不能完全加以否定。当然,对于他早年宣扬的托洛茨基主义,那是应该否定的。     

悼念彼得罗夫斯基同志

一九五五年中国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革命博物馆的时候,一位副馆长兼学术秘书向我们介绍馆中负责人,特别介绍了他们的第一副馆长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从那里我们知道他是俄国革命最早的参加者之一,一八九七年即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列宁的忠实战友,曾多次被捕入狱,最     

陈云的晚年岁月

今年的6月13日,是陈云同志的百年诞辰。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百年陈云——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展览》正在隆重举行。在上海,“陈云同志诞辰百年纪念书展”在四川路新华书店举行,陈云同志80年前曾在这里工作并走上革命道路。陈云同志的铜像在他的家乡落成。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正在播出以他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京举行大会,隆重纪念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陈云同志的历史功勋,把纪念陈云百年的活动,推向了高潮。我们钦敬陈云同志,不但在于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更在于他的崇高思想与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他留给我们的至理名言。实事求是,淡泊名利,追求真理,不计得失,使得他在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冷静,使得他在党和国家的困难时期,总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有效的解决方法。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有10年,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伟大的人物总是能久存于人民的心中。人民的永远的怀念,也反证着一位领袖人物的真正伟大。为了表示缅怀、敬仰之情,我们从中央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陈云传》中,节选了《晚年岁月》的部分段落以飨读者。     

苏秉琦先生与四川文物考古工作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奠基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6月20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解放初期在四川作田野考古工作的几位同志,都曾是苏先生参与筹划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4届）的学员。我们这批曾在训练班接受田野考古启蒙教育的同志,每当出差北京时,都要去考古研究所向苏先生汇报四川考古工作情况。苏先生对人和蔼可亲,海人不倦,我们向他所请教的问题,他都无不全面而透澈的交待清楚。苏先生十分关心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     

晚清肃州社会风貌一瞥

1892年,著名的俄国地理学者弗阿奥布鲁切夫爱俄国地理学会的派遣,从恰克图出发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地理考察,他的著作《从恰克图到伊犁》记载了这次考察活动,其中用一章篇幅写了他当时在肃州的见闻。从这些见闻中,我们可以从几个断面了解当时肃州的社会生活风貌。     

李大钊送我上军校

1925年秋天,我17岁,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乐亭县党组织就派我和另一个人到苏联去学习。党的负责人把一封介绍信交到我手里,说:"到北京去,找李大钊同志!"听说要去找李大钊同志,我心里非常高兴。他的家大黑坨村离我的家只有8里地。他在我们那一带相当有名,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他少年时就才思敏捷,能文善诗;他出洋留过学,是个大学者,大教授。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又知道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     

回忆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日子

1949年11月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的中财委财经计划局工作,所以常有机会得到他的教益。短短4年所受到的教诲,对于我后来在工作中紧跟党的路线,少犯错误,大有神益。可惜当年许多笔记本,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现在只能就记忆深刻的陈云同志对当时工作的一些指示和做法,也就是在下述他的一举一动、一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我是怎样走向革命的——深切悼念战友、导师杜任之

杜任之同志于1988年11月27日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3岁.他的一生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回忆,有许多事迹和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他是我在地下工作时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也是指引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导师,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忆林枫同志二三事

我和林枫同志开始认识,是在1930年,当年我们都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市做地下革命工作.抗战时期在山西和建国后在北京我们也都有接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惨遭迫害,不幸离开了我们.回首当年思绪起伏.     

卡扎菲吊唁小平同志病逝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吊唁活动。邓小平同志的病逝,引起了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卡扎菲的高度重视。这位从未参加任何一个使馆吊唁活动的神秘人物,在严密的保护下,亲赴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作者亦庄亦谐地描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所发生的一切。     

回忆胡耀邦同志三次到河南视察

20 0 2年 2月下旬 ,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杨珏同志来信 ,说北京要出版对胡耀邦同志的回忆录 ,已向他邀稿。他于 2 0世纪5 0年代在河南省委工作时 ,曾分管共青团工作 ,当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到河南视察时 ,陪同耀邦同志 ,并在座谈会、报告会上听过耀邦同志的讲话 ,但时隔近五十     

为范文澜铜像揭幕的讲话

今天,我们怀着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来瞻仰他的铜像。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49年进入北京城时才见到范文澜同志的。这以后,他一直住在东厂胡同的宿舍里。在同他交往中,和其他同志一样,我从他那     

坚持独立思考的胡克实

2004年6月下旬,北京来电说,胡克实同志于6月27日深夜不幸逝世。接到这个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月的上旬,我们到北京时,还到医院里探望过克实同志。当时,他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一见面,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他坐上轮椅,我推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转了几圈,他很高兴。怎么过了20多     

俄罗斯学界关于米罗洛夫社会史观的论争

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史学界,米罗洛夫首次将人体测量学资料——身高和体重数据,作为研究俄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历史文献基础,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他通过自己的独到研究,证明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提升了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男女平均身高明显增长,俄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成功的;俄国社会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危机,并非必然导致革命,仅仅为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米氏观点一经问世,引起了俄罗斯乃至国际史学界的大讨论,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他颠覆了苏联时期史学界关于俄国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的僵化认识;他对长时段俄国社会史所作的全方位考察和独到研究,对全面认识俄国史贡献巨大。批评者认为,他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其观点自我矛盾,对俄国历史很多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他关于俄国农业经济顺利发展的观点,严重与历史事实不符;关于俄国现代化的结论缺乏层次感等。毋庸否认,米罗洛夫的鸿篇巨著难免有所不足,但是,他所建立的认知新模式,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是历史学家的重要借鉴。     

永远的起孟同志

2010年3月2日,孙起孟同志于北京病逝。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并担任过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本期我们特别邀请到曾在起孟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张振山同志撰写本文。与我们共同缅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首长。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