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处是“江南”:——评吴滔新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

<正>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即逐渐占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并始终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明清时代,江南地区为数众多的商业市镇广泛兴起,商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剧,更引起了为数众多的中外学者的注意。某种意义上讲,"江南"不但成为学者们了解唐宋以后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他们施展"历史学技艺"的学术舞台。然而,天涯之大,何处才是"江南"?面对这个问题,历史地理学家可能会向我们娓娓叙说秦汉以来"江南空间意涵不断演变的故事①,经济史家则会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到底应该如何界定②,而在思想文化史家看来,"江南更多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地理实体,而只是一个文化的"地理意象"③。     

留学生史研究笔谈——近代留学生的西方生活体验与文化认知

自晚清以迄民国,一批批青年学子远渡重洋,前往欧美留学,待他们归国时,随身带回两种形式的西方文化：一是在西国学校里学到的西学书本知识,二是在异域生活中体验的西方生活方式。前者是建设近代科技文化事业的专业知识,是显性的文本文化;     

读《汉族风俗史》

由徐杰舜任主编,徐杰舜、周耀明、万建中、陈华文、陈顺宣等撰写的《汉民族风俗史》终于在2004年12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分导论·先秦汉族风俗、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隋唐·五代宋元汉族风俗、明代·清代前期汉族风俗和清代后期·民国汉族风俗五卷,书后附录徐桂兰、唐怀宣等编写的1949—2000年汉族     

20世纪30年代江南市镇的经济社会实态——以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步入从传统到近代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到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近代因素,由于30年代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失去了发展原动力,朱泾经济依然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延续,鲜有突破。可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不是同步的,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艰难性。     

水乡寻镇 江南织梦——《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述评

本述评围绕吴滔新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的主要思路和问题脉络,尝试对江南市镇研究及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出若干探索方向。评述者讲述其与吴滔近十年在江南共同开展实地调查的真实经历,从而阐释书中有关水乡聚落环境、市镇型塑机制、市镇空间生产等重要分析框架的缘起和旨趣,进而提出尚待商榷和推进的若干课题。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

"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说法,自2001年提出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还需做些说明与补充。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斥: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活"起来。就中国古代制度而言,有"制"有"度",具备恒常标准,而现实情况则复杂多变。稳定的制度,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端的解决问题途径。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二者矛盾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于魅力之处。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生态环境,即所谓"制度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     

民国1∶10万地形图及其所见江南市镇数量——兼论常熟、吴江市镇数量的巨大反差

民国实测地形图保存至今量最大也最为系统的当属1∶5万与1∶10万两种比例尺,其中1∶5万地形图主要测绘于1916-1925和1930-1939两个"十年计划"时期,1∶10万地形图是以1∶5万作为底图进行缩制的,江浙两省主要完成于1927-1930年期间,目前这些图主要藏于日本与台湾地区。1∶10万地形图上关于聚落居住地的标注形式层次分明,可提取出其中的市镇聚落与城市聚落,结果显示民国时期江南有1628个市镇,并借此证明常熟与吴江两县确实存在市镇数量的巨大反差。     

"市镇研究"大有可为--"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底在浙江湖州召开的“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们提交的论涉及市镇研究的多个层面,有宏观研究,也有中观、微观研究,有关注经济的,还有关注社会的,展示了近一时期我国江南市镇研究的最新成果。但目前市镇研究有很多空白点,大有章可做,有待学们作进一步研究。     

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

俄罗斯侨民在哈尔滨的规模性新闻出版活动始于 19世纪末期,它对哈尔滨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哈尔滨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哈尔滨文化、出版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史研究应重视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史研究之浅见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2007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史研究领域以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特性为视点,以地域社会论为中心的研究十分流行,这方面过去已有很多的论述。笔者这一代虽然不曾亲临其境,但的确有过摆脱阶级斗争论或乡绅论束缚的社会史研究,它就像强劲的新上市股一样被关注过。近年,又开始盛行以边疆为中心的论述大历史的倾向,恐怕也有它的理由。目前“地域社会论”与其批评的正反两方合而为一,正在形成曾经被视作“边缘”的又被提升到“中心”位置的新趋势。这无疑受到了上述风潮的影响,也是2007年明清史学界给人的强烈印象。     

关注劳工史研究——当代俄国的劳工史研究

劳工史是重要的史学分支，但我们过去的研究仅限于国际工人运动史，对劳工史其他内容的关注很不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丰富劳工史研究的内容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刊发表几位学者的笔谈，以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编者按]     

留学生史研究笔谈——学术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比较正轨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但成果有限;50到70年代,受特殊的政治气候的制约,基本停止;80年代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留学大潮的推进下,又重新为学界所关注;90年代则进一步拓展,从研究成果到研究队伍都有长足的进步。近几年,又有所升温,     

留学生史研究笔谈——深化留学史研究所需的知识理论素养与研究视角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中留学潮持续不衰的发展,以及在现代化研究模式中留学生群体主体地位的突出,自上一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的留学史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与关注,二十多年来,出版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研究水平日益提高,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黎族的酿酒技术及酒器

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是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一朵绚丽的奇葩．热带的地理环境与富饶的自然资源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饮食化是人类物质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酒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主要的饮品之一。对于黎族人来说,最好的饮料莫过于酒了。下面从黎族的酿酒技术及酒器来探讨特有的民族风俗。     

田野调查与中国陶瓷史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陶瓷史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古陶瓷器物的研究上,而忽视这些器物背后或与之相关的人物、技艺、经济、风俗、环境等研究。要改变这种现状,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田野调查的方法,把陶瓷历史文献、考古文物与现存传统陶瓷文化的田野调查三者结合起来。     

上海月份牌画的民俗风格及对现代商业广告的意义

三十年代的上海,西风东渐,各国文化相互交流;十里洋行的洋商,为推销商品进行广告宣传,诞生了月份牌画,以表现了市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民情丰风俗登场;同时引领时尚的各色美女成为月份牌的主角,使月份牌画获得了空前的商业市场,同时以海派文化特色风靡一时,对现代商业广告影响深远．     

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

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事实上,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语言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回顾与展望: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蝗灾史研究

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新颖的视角使史学研究趋向丰富和深入,但这并未引起蝗灾史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以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在梳理蝗灾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研究不足提出几点看法,并就蝗灾史研究中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新的历史资料等方面做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