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回忆

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同时建议国民党选派学员赴俄学习.     

回忆我在博物馆的几件事

文章主要记述了作者在浙江省博物馆工作期间到四明山等地征集革命文物、举办工艺品展览、成立外宾服务部等印象深刻之事。     

我在晋西师范学校的回忆

虽然我的原籍是北京,但是晋绥边区是我的第二故乡。战争年代,我的父母带领我们九个兄弟姐妹来到晋绥参加革命工作,其中五人在晋西师范学校学习工作过,三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我们在这所革命的学校里,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对党和学校的恩情永生难忘,对晋绥这块土地感情很深。     

回忆我在河南的战斗岁月

我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万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930年,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后亲历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的片段回忆

<正>1988年3月,我作为一名中等城市的科技管理干部,荣幸地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被划分在科技界。1993年3月,我再次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这个代表全国千余万科技人员的群众组织经过全国政协七届十二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科协成为全国政协组成单位,遂在第八届全国政协设置了科协界(组)。我当时是湖北省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又兼任黄石市科协副主席,因而顺理成章地由原科技界(组)转而划分到科协界     

我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片断回忆

192 7年 4月间 ,中共枣阳县委派我到武汉投考工人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的“考试”很有意思 ,负责考试的同志事先让我们集中住在汉口友益街尚德里团市委的房子里 ,然后悄悄将考题告诉我们 ,嘱咐我们能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写 ,不会写的就请人帮忙。但到考场时不要露了馅 ,让人家看出你已在下面打好稿了。接着 ,安慰我们说 :你们有组织介绍信 ,考试管理和最后审定都是我们的人 ,大家一定能考上。作好准备后 ,就在德国中学 (即球场街现市六中所在地 )进行“考试”。考过后 ,分了两个所 ,我在一所 ,对外叫工人运动讲习所 ,实际是培养县区党团干部的。…     

回忆我在湖北战斗的岁月

１９３７年我从苏联考察回来,到北平的当晚（７月７日）即发生芦沟桥事变。我回国原想在科学上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但此愿望随着平津的相继失守而落空。我到南京后,临时参加了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任专员。随着上海、南京告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农产调整委员会先搬到武汉,不久又搬往重庆。那时有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集中在武汉,我和一些朋友商量打游击,但自己又不懂得怎么打。我既痛心,又焦虑,怕亡国。恰在这时,我碰到族妹杨刚（解放后任过周恩来同志的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她当时是《大公报》记者。杨…     

回忆我在清西陵工作的日子

<正>1977年6月29日,我从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教育局教学研究室,调到易县文化局当干事,1978年底被提升为副局长。刚调到文化局时,局领导决定让我分管文物,以干事身份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易县清西陵文物保管所去主持全面工作。     

回忆我在西藏支边的岁月

一提起“支边青年”这个颇具历史沧桑感的话题,人们就会想起上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新疆、云南、黑龙江等地,艰苦奋斗、建设边疆的故事。殊不知在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也有一批热血青年,在毫不声张中,默默告别亲人,踏上遥远的路程,去到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西藏高原事农、戍边。对于这段往事,各种媒体一直少有报道,使得河南青年进藏支援边疆建设的事迹,多年来成为鲜为人知、被尘封的历史往事。我有幸是当年河南进藏支边青年中的一员,现将当年的情况挂一漏万地写出来,供大家粗略地了解。     

回忆我在中原大学的学习生活

投奔革命 报考中原大学 1948年夏,我从河南省立禹县（今禹州市）中学高中部毕业。随后,我南下武昌,投考武汉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均名落孙山。我因家庭生计困难,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而忧郁成疾,以致卧床达数月之久。经治疗调养,我的病至年底始稍愈。     

回忆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

<正>自1913年至1925年初,我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12年。1908年,我16岁,在湖北蕲州高等小学堂读书,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我联合同学发动蕲州起义。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离开家乡东下,经哥哥田桐介绍,晋谒先生,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自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3年2月,孙先生搭乘"山城丸号"轮船,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随行的有戴季陶、马君武、何天炯等人。东京     

我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回忆

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简称“洛八办”,是我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合法公开的军事办事机构,同时也是我党在豫西地区开展工作的领导机关和中心据点。它的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     

回忆我在二野军政大学的生活

我是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第二期学员。二野军大是我的革命摇篮,我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军队思想的启蒙教育,她决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 在夜雨中站队候考 1949年12月中旬,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开始招收第二期学员。招收的对象和条件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思想进步的男女青年。公告在重庆街头贴     

回忆我在包产到户中的艰难历程

正我出身安徽省太湖县徐桥镇朱家楼屋一个贫寒的家庭。生于民国1937年4月23日,弟兄排行第七。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我家十分贫困,父亲出于无奈,叫母亲不要这孩子,让他自然死去,母亲于心不忍,仍将我洗洗包好,藏在她的怀里,我就是这样活了下来。直到我读中学时,村里还有老年妇人对我开玩笑说:"季元,你是捡来     

回忆我在许昌农学院的学习生活

许昌农学院成立于1958年,当年7月,面向许昌地区各县市招收了第一届学生300名,我考取的是畜牧兽医（以下简称牧医）专业。许昌农学院是“大跃进”全省大办教育下的产物,虽然达不到正规高等学校的水平,但当时我们这些农村青年,都为能够在这里学习、生活感到荣幸。     

回忆抗战期间我在赣南的见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眼看上海将被日军攻占,设在苏州吴县胥口的抗日将士重伤病医院只得尽快转移。那时,我在该医院担任护理伤病员的志愿者。12月13日传来南京沦陷的消息,重伤病医     

回忆我的老师徐白民

徐白民,诸暨人,曾经是我的老师。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习时,与宣中华、俞秀松等是同学。当时的第一师范校长是经亨颐,他思想进步,作风民主,为了进一步推动新文化运动,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陈望道、刘大白等到校任教,并发起创办《教育潮》周刊,还允许学生组织进步社团,自由阅读《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允许师生编印《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进步刊物。一师当时已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然而这却招致一批反动派人物的大不满,浙江省长齐耀珊,悍然下令查禁《浙江新潮》,并命令学校解聘陈望道等,经亨颐拒不执行。教育厅长夏敬观于是施行调虎离山之汁,将经亨颐调任教育厅视学。学生闻讯,发起“挽经”运动,于是酿成了“一师风潮”。     

回忆我的老师刘博琴

在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一方我的名章,初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石料是最普通的青田石,字体是小篆。但如果仔细观察,却发现印章的布局十分精巧,疏密得当,字体采用十分有力的铁线篆,刀法也十分纯熟,确实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好印。它的作者就是我的恩师——刘博琴先生。每当拿出这方印章,就会回忆起我少年时一段难忘往事。     

回忆我的父亲刘双恩

正干部子弟学校里的资本家子女我四岁的时候住在厦门;五岁住在香港,在那里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六岁来到北京,进了寄宿制的中直育英小学。中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简称,这所小学当时只接收中央机关干部的子女,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例如刘少奇的女儿、陆定一的女儿、谭震林的儿子就与我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