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鸦片战争时期史学的成就

一、史学因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而突放异彩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挽救危亡、展开长期斗争的开端。在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鸦片战争时期是二千年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开始。在此之前的传统史学是在中国原有的文化条件下,在中国封建社会连续性发展的环境中演进的;由于鸦片战争发生,西方列强的大炮和他们的先进文化一起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有识之士对此作出的最早反应,恰恰在史学领域中有突出的显示。从此,无论是著史的主旨或是史书的内容都跟以往显著不同。总的特点是,由于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史学冲破了乾嘉时期醉心于考证的藩篱,转变成为与御侮图强的斗争息息相关,展开了新的出色篇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安徽地区文化变迁与史学——为《安徽史学》复刊20周年而作

安徽地区的文化是我们伟大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历经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到了近代,皖籍学人在近代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安徽学人在历史学上形成有相当影响的群体.应当研究在长期文化发展过程中安徽近代史学的特点.这对于发展安徽地区的文化与史学有重要意义.从几千年地区文化发展大背景下,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把地区史学与全国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是史学研究的一条思路.     

古代蒙古族史学史论纲

蒙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其史学于古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3世纪初以前为萌芽阶段,主要内容是早期的传说和神话,这些神话和传说说明了蒙古族历史意识的萌发,同时也为其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蒙古国时期是蒙古族史学正式建立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产生了蒙古族典型的民族史学著作《蒙古秘史》。元代是蒙古族史学的一个发展高峰期,蒙古民族在元朝的官修史学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元——蒙古时期史学主要特征是黄教与史学的结合,而黄教介入蒙古族史学,也使得其面临着挫折与发展并存的局面。清代蒙古族史学发展进入了总结与嬗变时期,其中既有对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的总结性发展,也有对这一传统的突破;在史籍体裁、语言文字等方面也充分借鉴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其他兄弟民族的史学和文化成果,同时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时代背景下,蒙古族史学也开始了走向近代的历程。整体看来,蒙古族史学表现出较为宽广的研究前景和现实意义。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

思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切入,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也可理解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思考新世纪史学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近代西方学人注意到从思维角度研究中国文化。还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就提出了"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认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     

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宋代史学近世化:基于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考察

对比西方来看中国历史与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一种学术视域。如果将西方区域化,那么,可以看到,宋代和作为西方史学近代化起源的文艺复兴一样出现了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革新,是中国史学“近世化”的开端,也是接触西方之前原生性的带有近代化特征的史学前近代阶段。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致性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路径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在希罗多德研究中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坚持传统史学史的路数,继续肯定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身份,认为古典史学与现代西方史学之间具有实质性的关联和承接关系;另一种则质疑希罗多德的著作具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将希罗多德及其著作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剥离出来,并由此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与古典史学之间并无传承关系。这两种研究路径都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做出的或顺应或抗辨的回应,各有其优缺点,有必要相互借鉴。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勤恳治学 不懈探索——《陈其泰史学萃编》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近日,《陈其泰史学萃编》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是陈其泰先生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学术史沉思录》《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2018年5月2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华夏出版社联合举办了《陈其泰史学萃编》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湖北史学会初考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西方和日本史学的影响。在考察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问题时,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和日本史学会的有关情况,将是必要和有益的。     

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

谈到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人们都会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这一事实：政治史的中心地位业已动摇,被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史、社会史、化史所淹没。传统史学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政治活动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它大量依赖书档案为史料,这也将其研究对象固定在政治方面。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崛起,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模式被颠覆了,社会经济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形态。社会史被定义为去掉了政治的历史,可见政治史地位的衰落和遭受排斥的程度。     

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中国史学在历史思维、历史盛衰观、经史关系论、历史文献思想和历史编纂思想等诸多方面,都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的五篇文章,从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时代思潮与传统史学、历史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和近代     

近代新文化和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无疑地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象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其后,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因此,研究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近代新文化和近代史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一、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近代新文化是近代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直接反映出西方史学思想潮流的各种影响,其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史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顾颉刚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由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折的 重要标志,是本世纪20年代最著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李大钊的史学理 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卓著 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如此,也是当代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值得珍视的重 要历史遗产。 笔者曾就近代中西方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的角度,考察过李大钊由研究近代资产 阶级历史哲学转而接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心路历程,肯定了李大钊的 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本文则拟就李大钊的史学理论 研究内涵略作考察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关于北京满族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作为清代统治民族的核心,北京满族曾在清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清史和满族史学者一直以来都比较注重对这个群体的研究,相关的文献梳理以及理论总结都已具有很好的基础.近年来,一些从事民族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学者更为关注清代乃至近代以来满族民族意识的持续变动,指出其对北京满族的影响尤为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以来大部分北京满族的"消失",甚至波及了建国后对满族的民族识别.对上述问题的深入阐释亟需学界开展多雏度、多视角的研究.本文试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切入,期冀从民族与文化互动关系的角度提出关于北京满族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