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卢作孚是我国最早从“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视角思考乡村建设,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他所开创的“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以梁漱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滨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上的两大代表人物。     

旧中国乡村建设的三位探索者

民国时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诞生过一批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活动家。其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家有三位：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位先生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也各具特色。但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都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新农村建设与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模式新探——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个案研究,重点讨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等问题,提出“消除贫困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旅游富农”模式为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步伐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和一种参考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

司马光充分汲取自先秦儒家与他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他提倡了民族和睦观 ;发展了民族平等观 ;丰富了民族诚信观。司马光将孟子的“气节观”、“大丈夫”精神 ,渗透入其民族观中 ,大力倡导民族气节。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所设想和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是一种旨在全面改造传统农村的模式探索,其内容包括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的现代性改造。当然,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成效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不少缺陷,更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它改造农村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既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又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政治改造方面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试图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企图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从而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模式,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研究的。     

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聚焦于20世纪前期的历史考察

社会建设是20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一个时代性命题，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既是民国以来新的社会秩序重建时代需求的集中呈现，也是民国建立后由革命转向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选择。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自发性地相继而起，却又呈现着大体一致的重建乡村社会走向，恰恰是社会建设时代诉求在乡土中国的深度体现。乡村建设即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即由乡村建设而起，这形成当时中国建设思潮与社会运动颇具特色的历史情势。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社会部，始将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体系。由社会部主导的社会建设事务却最终陷入困境。社会建设之首要在于民生，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的社会建设，只有在民族-国家整体建设的战略规划中才能获得正解。     

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

卢作孚(1893—1952)是中国近代最具特色和实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有“中国船王”、“中国科学管理专家”之称,曾被毛泽东称誉为中国民族实业界不能忘记的四个人物之一,说“搞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民生公司是1926年卢作孚在家乡四川省合川县集资创办的,当时只有一艘70吨的小轮,行驶渝     

浅议儒家德育观对当代公民道德的借鉴意义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它代表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创造精神文明的智慧,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儒家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

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突发式”的产生,以及乡村棉织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棉纺织业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成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二元模式的典型。二元模式中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互补,但互补构成两者间关系的主导面。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抓住这个规律,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社会组织赋能乡村史志——从《口述铁心》说起

<正>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整体呈现出式微态势,乡村的价值特别是乡村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正逐步被“现代文明”所替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五大振兴”的总要求,既正面回应了乡村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     

明代至解放前的贵州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在中国,特指对汉族以外民族实施的教育。清代以前,无民族教育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存在有民族教育。民国时期,民族教育先后有蒙藏教育和边疆教育,在贵州则有苗民教育。民国18年(1929年),教育部设蒙藏教育司,为我国专设民族教育机构之始。民国24年(1935年),贵州省教育厅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是我省专设的第一个民族教育机构。民族教育的名称,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出现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30％。明清两代,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更大。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边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也比较注意“文治”,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教育事业,用儒家学说实施“教化”。可以     

卢作孚和他的“教育救国”简

2013年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出现一股前所未有的“重新发现卢作孚”热潮,卢作孚先生生前的观点,都被一一加以重新研究、探讨,乃至重新认识。这其中,卢作孚先生提出的“教育救国”理念成为这些研究中的热点,尤其是“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重视。为了进一步理解这句名言的深远含义,本刊特约记者贾晓明走访了卢作孚先生的长孙女、散文作家卢晓蓉女士和她的先生、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家炎教授．向他们两位请教关于卢作孚先生与教育之间的诸多话题。     

浅论中华传统文化对太极拳运动的内在影响

本文论述了太极拳运动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老子思想”、“儒家学说”、中华民族传统丈化之《易》学、中国古典哲理“太极阴阳学说”、以及“兵家学说”,阐述了这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对太极拳运动的拳术理论、战术、技术、练习方法和修养生心等所产生的内在影响。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交情

晏阳初和卢作孚都是20世纪享誉中围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T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     

北碚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柱——记北碚文化基金会

为我国航运作出杰出贡献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继创建民生实业公司后,于1927年又致力于贫瘠落后的乡村小镇——北碚的开拓,欲将其作为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试验平台,其胞弟卢子英是他志同道合的得力助手,历经几年拼搏,取得了惊人的成效。1935年以后,卢作孚去四川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任职并将不少精力用于民生实业公司的发展上,卢子英继续挑起了北碚建设发展的重担,再创辉煌。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

民国乡村建设的动力源于近代社会组织,这既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的基本特性,也规定了社会建设为其重心。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和主导,1935年后乡村建设面临歧路之分,并于1937年后终被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农政,其社会建设主旨遂消解于无形。乡村建设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它也确乎构成整个国家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以及学术的共同动员和参与,乃至如何在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持其久远的活力和目标之实现,是一个时代性命题。对它的认知和反思,具有超越乡村建设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儒家的民族文化意识及现代价值

本文从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儒家自先秦以来为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即儒家自觉的文化使命意识。先秦儒家为维护“周礼”所作的艰苦努力,宋明新儒家“援佛道入儒”的成功经验,以及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初步尝试,都是儒家这种文化使命意识的真实展现。本文认为,儒家这种民族文化使命感,尽管有其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延绵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重要的影响。本文同时认为,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应继承传统儒家的文化使命意识,为振兴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作出不懈的努力     

“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20世纪20～40年代,在梁漱溟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之际,河南省西南部的宛西地区也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进行着一场“以自卫促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目的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这场变革活动具有强烈的自救、自保意识和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宛西自治”的倡导者们为积累其自治所必需的资金,在所辖区域内设立了“农民借贷所”和“合作社”等地方金融或经济组织,同时还发行了地方纸币。     

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

乡村危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爆发的具有意外性、聚集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的危机.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衰退危机,其“发展危机”的特性十分突出.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城乡背离化”发展所导致的乡村危机,与传统社会以土地或财富集中而形成的“两极分化”全然不同,整体上呈现“普遍贫困化”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达极点,加之其他因素的推助,乡村危机猝然爆发,且愈演愈烈.     

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本土话语与治理实践

中国博物馆的演变深受国家治理体制影响,并映射了中国本土公私观念与思维结构。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表达,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传统“公家、公门”意义的持续在场,政府主导下的各类公立博物馆是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主体类型;另一方面体现为规范性、伦理性的“公”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国家-国民”的公理观成为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价值合法性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单位体制与“人民观”的确立与发展,进一步固化了侧重国家主体意义、国有领域性的“公”与侧重“国-民”关系、规范性、伦理性的“公”相互嵌套和相互制约的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构建了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