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方志文化构建方志学科--读《中国现代方志学》感言

长久以来对地方志的定义和属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康乾年间地理派戴震和历史派章学诚的争论影响深远,至今某大学地理系一教授应邀在某方志培训班讲课时,仍说地方志是地理学的分支,要求按地理学纂修地方志。其实地方志早已姓“志”了,只是与史地两家有血缘关系。北京社会科学院曹子西、朱明德任主编、陆奇任执行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总撷旧论,博考新著,用大量史实全面系统记述了地方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历程,明确提出是当代中国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其本质属性是资料性著述。     

著理与为理：张缙彦的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

张缙彦曾主笔《五岳名山志》《新乡县新志》《宁古塔山水记》,补辑《名山胜概记》,删补《岱史》,参阅崇祯《新乡县志》,发愿修纂《泉志》和续修《嵩书》,为崇祯《新乡县志》、顺治《登封县志》、顺治《永宁县志》撰序,并恳劝孙奇逢主修顺治《河南通志》。张缙彦对方志纂修工作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在明末清初文人中较为罕见,其过人的学养使其建立了超越同时代寻常意义的方志观,并表现出纂修理念因时制宜的开放性和务实性。张缙彦在强调方志“著理”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地方官纂修方志的行为是“为理”的一种方式。自身方志纂修理念与实践的高度契合,使张缙彦在中国古代方志纂修史上具有标杆性位置和意义。     

《清代直隶方志研究》评介

<正>中国方志纂修肇始于汉代,至唐宋编纂制度和体例逐渐完备,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荒远山区、边疆地区的开发,方志纂修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在方志数量大大增加,内地府州县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都纂修了本地区的方志,另一方面表现在围绕着方志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等问题,方志学理论研究逐渐深化。在现存的全国8200多部方志当中,清代方志就有5600种左右,占到70%。显然,不管从理论原理探讨,还是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史来说,     

清代的方志学

清代学者一方面继续了宋元明志家对方志性质、源流、功用和编纂方法的讨论,另一方面,又因学术风气所尚,他们更刻意于志体的完整、内容的赅博及其材料的详核,强调以“征实考信”作为纂修方志的主旨,同时,他们还将对方志的考录、校勘和辑佚,作为考据经史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充实了方志学的研究课题,完善了研究方法,将古代方志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这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的史学遗产。     

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一、方志学应还其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我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二、本届修志热潮的出现,是以区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为背景的,中外区域发展研究的崛起,其相互影响,将促进我国方志学水平的提高。三、方志学具有高度务实的品格,必须以地方志为依托,要研究地方志和方志编纂学,但方志学仍应以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四、方志学的理论框架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主要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规律,它统辖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等学科。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把方志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志工作者要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开拓性任务。     

援史入志:东北方志纂修考略(1911—1945)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     

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浅析清3部《畿辅通志》“星野”的因袭与创新

清代3部分别成书于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使“畿辅”地区的通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见证清代方志学的兴盛,其本身也各具特色,是方志学理论研究和现代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文献。3部《畿辅通志》中,常见于中国旧方志的“星野”在编排位序、内容撰述与观点表达等方面,后者于前者有因袭,也有创新。由此引发的思考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志书的认识与评价,也可略窥传统中国史地认知、哲学观念的演变。     

武亿方志学成果述略

作为乾嘉汉学在中原地区的标志性人物——武亿,在经学、金石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方志学领域,武亿也成果斐然。自乾隆六十年(1795)以后,武亿应邀先后主持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安阳县志》3种地方志的纂修工作。三志的发凡起例、人员组织,均由武亿一人负责。三志修成,因其义例谨严、资料丰富,成为方志纂修的标志性范本。同时,在三志的纂修过程中,对方志体例、修志材料的搜集等,武亿也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成为清代方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资源。     

陈宏谋的方志学思想及乾隆《湖南通志》的纂修

清代贤吏陈宏谋曾为多部地方志书作过序文,还撰写了数篇与志书纂修相关的文论、信札等,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方志学思想。陈宏谋认为建置的变革、前志的不足以及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促使新志纂修成为必要。在地方志的纂修原则上,陈宏谋要求志书材料“须有切实按据”,以朴素的语句“慎重传言”;陈宏谋对志书的详略安排尤为重视,主张“详近略远”“详善略恶”,县志→府志→通志→统志,由详至略;他还强调新志的纂修应增加特色内容的载录。实践上,陈宏谋在湖南首设志馆,聘请“有史良才”,广采博咨,年余纂成首部《湖南通志》,在湖南方志纂修史上具有开创之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

我国方志学,是一门历史相当悠久的学科。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本身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内容,主要是研究地方志的性质,方志的编纂宗旨和编修原则,方志的结构和体例,方志的类别和各类方志的作用(社会效益),方志的编纂方法以及方志的整理和利用等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从此以后,许多有关方志学的论著,几乎都唱同一个调子,把章学诚作为中国方志学的创立者,认为中国方志学形成于乾嘉时代。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的偏见,必须重新加以鉴定。     

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简论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

章学诚作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在方志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方志学编纂理论上,他提出编志须遵“循史家法度”,指明了编志的原则;在方志的撰述范围和门类分别、方志的义理、方志的体例、方志的论断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主张“文人不可与修志”对编志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     

鲁一同与“志家法程”〔咸丰〕《邳州志》

<正>清代是中国古代地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现存清代方志有5701种,约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1]这些方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名儒精心纂修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一节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乾隆《萍乡县志》研究

乾隆《萍乡县志》纂修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凡12卷,是清代萍乡第二部县志。纂修者胥绳武既是地方官也是藏书家,致力于方志纂修。在体例方面,受到乾隆时代方志学肇兴和考据之风影响,标明文献来源,注重源流考证。在内容上,增补康熙《萍乡县志》的阙略,扩大文献搜集范围,增加诗文的收录,并在地方名胜的考证,以及风俗考察方面有突出特色。     

试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问题，是方志学的基础理论课题,对其正确理解．构成方志学理论的基石。现在方志界正在深入研究方志的性质问题。但是，这基本上是在做共性的研究，即对古今所有方志共有属性的研究。其研究路径是，从古今所有方志的属性中抽象概括出共有属性，然后从共有属性中找出本质属性，以本质属性为内涵构成“种差”，再加上“邻近属概念”．就形成方志的性质定义。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方苞与地方志

清代是我国方志空前发展的时期,其间共撰成各类志书4300余部,并由章学诚等人创建了方志学。然而在清代前期,“桐城派”奠基人物方苞,在履任《大清一统志》总裁时,将治古文与治方志结合起来,提出“统一体例”、“由博返约”、“简明为要”等修志主张,对后期方志学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