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     

甲午战争中日本舆论宣传历史考察及启示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展开了积极的舆论宣传。借助舆论宣传,日本营造了＂正义战争＂之势,成功进行了积极危机公关,传播了其＂文明之师＂形象,成功晋级到＂文明社会＂。相对于深谙舆论战之道的日本,清政府缺乏现代宣传意识,以至于甲午战争中的舆论战同武力战一样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以史为鉴,对于当前日本关于钓鱼岛争端的国际舆论宣传我们...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从法律战视角看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

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国际法”的日本成功将其运用于甲午战争实践当中。借助签订条约,不但制造了侵华战机,还巩固扩大了战后其侵略成果。通过国际法上的狡辩,不但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还给其侵略行为贴上“文明”标签。以史为鉴,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心态,认识到强大的综合实力是法律战成功的保障,同时还要将法理论证与舆论宣传...     

解析甲午战争中日之成败

两国军事的较量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的综合较量,具体来说则是参战人员、战略战术、武器等的较量。甲午战争对于中日来讲都是一场决定国运的关键一战。中国之战败,从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意志、战局判断、战前工业、军政体制、战争准备等方面的比较就可见一斑。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甲午战争时期命丧中国的日本间谍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日军派出为数不少的间谍潜入中国,四面出击。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忍者般潜伏已久的日本间谍,在大清国的内部发动了致命的打击,其影响甚至超出军事层面。不过,日本间谍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不少人难逃中国人民张开的恢恢天网,命丧中国,走上了不归路。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

近代日本的对华观与侵华战争密切相关,挖掘和梳理当时的日本各大报刊、从军日志、政论意见书等相关资料为充实此项研究提供了充分证据。甲午战争前夕精英阶层产生的对华优越感,是日本敢于开战的精神驱动;战争的结局及舆论界的侮蔑性报道,致使民众的主流对华观完成了从"仰慕"中国到"蔑视"中国的逆转,从而为日本继续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日本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促使其"蔑华观"定型固化,并演化为长期实施侵华政策的认识诱因;"蔑华观"在政界则升级、病变为"侵略客体观",并被嵌入对华决策的制度框架,进而衍生为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思想根源。     

甲午战争前夕的中日对联交锋

甲午战争前夕,清廷一位大臣出使日本。谈判结束,双方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想在文化上玷辱清国。各国记者涌满大厅的时候,日方突然袭击,向清臣提出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日本有个上联对不出下联,只好求教于汉语发源地的人了。”刚才还叽叽喳喳的大厅一下子安静下来。     

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和朝鲜而发动的不义之战,战争以日本胜利、中国惨败而告终。这次战争尽管时间很短规模不大,但它对中日两国的命运以及东方形势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因此,对这次战争进行历史的估量,是很有意义的。一、战后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

甲午战争后,日本民间为对抗美欧扩张在华权益而提出旨在与中国等亚洲国家间提携甚或结盟的亚洲主义论调,在其嬗变过程中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紧随局势变幻而频频翻新名称和言说;一是始终未变其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质,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所不屑的边缘地位。     

树立正确的战争荣辱观——论甲午战争中四位海军将领自杀

在甲午战争中,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和丁汝昌等海军将领宁死不屈、战败自杀,其事迹可歌可泣,更发人深省。从他们成长经历和战斗事略,不难洞悉其自杀原因在于传统的忠君思想和荣辱观以及脆弱的国民性格。中国军人特别是各级将领应当知耻而后勇,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

近代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交战各方国力及动员能力的较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财界就巨额军费的筹措,有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等主张。最终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超常规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为战争筹资。明治政府在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合理利用短期借贷、增加纸币供应、发行国债等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日军的绝大部分费用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再以发行长期国债偿补的方式筹集。马关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弥补日本在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     

关乎中日甲午战争性质定位的两个话题——正义与仁爱

2009年12月,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会议,标志着第一期研究正式结束。关于共同研究到底取得了怎样的结果,由于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已有所流布,故正如各界所了解的那样,对日本在近代向中国发动了侵略这一事实,双方给予了确认,但在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一致。     

日本国民: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回顾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无疑是对华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1873年并吞中国属国琉球,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出兵山东青岛,1928年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乃至1937—1945年,更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一般认为,侵华战争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而日本普通民众则是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不仅要问:日本国民为什么没有反对并阻止侵华战争?他们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著名学者孙宝根教授根据多年的研究,从日本国民的视角,为我们再现了那段历史,以期警钟长鸣。     

信念·爱国·尚武——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结果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那是一场失败最惨、影响最深、教训最多的战争。痛定思痛,可以从多方面思考总结,但对我们广大国民来说,从精神的层面作一些检讨是必要的。信念。理想、信念、理念、思想等,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这个国家、民族才有凝聚力、号召力,否则将是一盘散沙,国家再大、人口再多都无济于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不仅经济上积贫积弱,政治上腐败落后,尤其在精神上萎靡。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奴化教育,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共同的精神凝结,缺乏必要的思想发动,缺乏强有力的精神激励,缺乏先进的思想引领,因此面对强敌入侵,只     

满江红(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有感)

<正>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中日战争,翌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加剧了民族危机,促使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发展,直至抗     

略论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对朝鲜实行的保护国政策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朝鲜实行了保护国政策。本文试图对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及其实质略加分析。日本占领朝鲜王宫的目的 1894年7月23日,两千名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了朝鲜王宫。朝鲜王宫守卫军虽然开枪进行抵抗,但寡不敌众。日军不仅占领了王宫,劫持国王和闵妃,还解除了驻在汉城的朝鲜军队武装。另一支日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朝英请求调停的态度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于日本在朝蓄意挑起对中国战争的行为,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阻止,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劝告;对朝鲜的多次调停请求予以拒绝;拒绝参与英国倡导的＂联合调停＂,即使是友谊的干涉也不同意;对清政府请求促使中立两国同时撤兵的请求,也予以拒绝。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情报人员的布留

甲午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日本在逼迫朝鲜否定与中国宗藩关系的同时,以中国阻碍其实行朝鲜内政改革为辞,开始秘密向奉行中立政策的美国托付撤使后代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事宜。日本撤使准备虽早,但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却等到中国驻日使馆发出撤使照会之后才下达撤使命令,且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的北方各大使领馆,试图以局外中立之名保留上海总领事馆及所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日本势力。后因清政府强烈要求,加上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顾虑重重的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敦促之下,才不得不撤离所有在华使领人员及重要通商口岸的日本人,但仍用巧妙的办法在京津、烟台和上海等地布留情报人员,深入探查威海卫、天津、牛庄、山海关、鸭绿江等地军情政情,为日军作战提供便利。随着三大间谍案告破,美国方面不得不明确其代为保护的权限及性质,潜伏的日本情报人员陆续回国,回国后继续为战争推波助澜。日本撤使实质上是其备战的一个环节。在日本撤使过程中,中国方面大体本着国际法原则处置,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