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论越飞关于孙中山、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研究 ,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形成第一次热潮。当时囿于资料的限制 ,对越飞关于孙中山、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未能涉及。随着近年俄罗斯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俄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的陆续解密 ,一度消沉的这一研究课题又开始热起来。王新生先生的《从主张“孙吴联合”到主张国共合作》、杨建英先生的《共产国际、苏俄由联吴到联孙方针的转变》等论文(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 :《俄共秘档与中国革命史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 ,开始触及到越飞提出的这一政策问题 ,探讨了共产国际、…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由1922年陈炯明事变引发的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冲突,除了表现新文化派一翼与国民党(尤其是孙中山,孙“系”另当别论)的观念分歧以及统一与分治的政见不合外,中共中央及北京、广东支部和苏俄、共产国际对于孙、陈态度、策略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事变引起各方利益关系的急剧变动,导致苏俄和中共对孙、陈的态度迅速发生重大调整。作为同路人,胡适虽然适时得知变动的内情,并力图协调口径,毕竟没有组织约束,而能保持独立姿态。由此可见,围绕这一事件,胡适的动向非但不显示其成为列强和军阀的代言人,反而是当时胡适“左倾”的一个例证,表明其在倾向社会主义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一度与苏俄及中共走得相当近。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考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于北京行辕与世长辞.孙中山临终时,留下三纸遗嘱,即：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在孙中山签署的《孙中山致苏俄遗书》中,他对苏联满怀期望：“我遗下的是国民党. 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五四时期陈炯明与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

五四时期,如同辛亥革命时期一样,孙中山仍然积极地投入到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之中,不仅继续坚持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主张“以俄为师”,“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逐渐地从旧三民主义者向新三民主义者转变,不断地向科学社会主义者靠拢。在他的带动下,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民主主义者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之一,陈炯明自然也不例外。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仅对民主革命派领袖人物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忠实的阐述与宣传,而且在阐述与宣传的过程中还有所充实与发展。但是,关于这一课题,学术界至今仍然无人研究。本文拟就此作点探讨。     

孙中山：被异化重构的不亲苏俄形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生前力排众议、矢志不渝努力推进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的政治联盟,病后希望效仿列宁遗体保存方式等,都呈现出孙中山多彩光环中突出的“亲苏俄”色谱。北京的国民党上层对孙中山临终亲笔签名并多人签字证明的三份遗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态度。国民党公布并广泛宣传《国事遗嘱》《家事遗嘱》的原文内容和手迹照片,并将其列入全国孙中山纪念仪式的核心内容和对全社会思想行为的统一规训;而对孙中山临终嘱托并亲笔签字的《苏俄遗嘱》,则封锁消息秘而不宣,甚至拒绝承认其正统合法性。孔祥熙等亲属还力排国民党内外的极大争议,变通操办并渲染孙中山生前并无意向的基督教葬礼,声称其革命动力和革命信念都来自基督教,而与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关联,公开利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鸿沟,将孙中山重新异化定位为“爱国爱党”+“远离苏俄”,尽力消解和疏离孙中山生前的“亲苏俄”形象,这些明谕暗含的操作,预示了国民党的政治走向。     

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揭密

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张作霖,盘据东北的大军阀。因为战略的需要,本应是水火关系的这两个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种超乎于寻常的个人关系。正如作者所言,他们的这一关系知者不多,在此披露出来,奉献给本刊读者。     

鲍罗廷向孙中山传授苏俄体制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身患重病的列宁亲切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极为不满,当列宁的信息传递给孙中山时,他认为中国革命将会因此而出现新的转机。次年8月,他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     

孙中山论修身

孙中山非常重视公共道德和国民修身问题。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重点批评了国民不修身、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指出修身与否直接影响中外交往和国家形象,关乎中华民族的兴衰,并就如何修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中山对国民修身的论述,对于矫正当代国人的某些不良行为、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论钱

孙中山认为,钱起源于货物交易,从本质上说,钱是人工劳动的价值体现。钱虽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但金钱不是万能的,由劳动而来的货物能力才是巨大的。就钱币的质地、形态来说,钱币经历了从龟、贝、珠、玉到金、银、铜、锡再到契券、纸币的演变。钱币的出现和使用,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世凯窃国后,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而王宠惠则是学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孙中山的知行观新解

为了破除革命党人“因思想错误而懈志”,鼓舞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孙中山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孙中山的知行观事实上已经暗合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孙中山的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进步的理论。     

孙中山的知行观新解

为了破除革命党人"因思想错误而懈志",鼓舞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孙中山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孙中山的知行观事实上已经暗合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孙中山的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进步的理论。     

论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权力监督是防止权力异化和权力腐败的重要途径,孙中山提出了设立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监察院行使对国家权力的全面监督,同时监察权必须接受国家主权的所有者——人民的监督等主张。其权力监督思想既充满了真诚的民主主义精神,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雷沛鸿与孙中山

雷沛鸿始而追随孙中山,在两广参加辛亥革命;继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教育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诠释国民革命的真义,理论上将辛亥革命与民众教育相发明;并在行动中以教育为工具,在广西全省继承和光大孙中山遗教,反映两人思想深层的内在联系,也足以证明孙中山思想在近代中国教育领域的久远影响。     

论孙中山的国学理念

本文先叙“国学”在辛亥革命前后兴起、发展之始末梗概,略涉章太炎与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交谊,以及二人在“国学”宣扬推展中相辅相成的历史作用。嗣引入主旨,评述中山先生思想中蕴含的“国学理念”。述凡三端：一曰,孙中山国学理念之民族文化根柢;二曰,孙中山国学理念之人文精神本质;三曰,孙中山国学理念之思想启迪意义。     

马应彪与孙中山关系史料透视

马应彪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商界人士,为振兴中华民族商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特别是祖国教育事业的慷慨赞助者,为人所称道。     

孙中山、徐绍桢关系述论

武昌起义后,徐绍桢以新军第九镇统制的身份率军起义,又统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出任北伐军总司令和南京卫戍总督,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护法运动起,徐绍桢奉孙命回国,躬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诸役,先后任总统府参军长、练兵督办、广东省长和内政部长等职,又代表孙中山与直皖奉军政要人会谈,为孙中山穿针引线,合纵连横,是前清反正高官中唯一能长期追随孙中山并得到孙中山信任的人物,其特殊作用是孙中山周围人物所无可替代的。孙徐关系,以合作为主,也有分歧。无论分合,都有因可循。     

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

民族、民权、民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其发展经历了新旧两个过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其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多方面融铸东西方文化,丰富民族主义的内涵,使旧民族主义向新民族主义转变。那么,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渊源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探讨孙氏民族主义的文化的渊源,这对于了解孙中山的思想,乃至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与梧州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派出大批同盟会骨干到梧州开展革命活动,使梧州成为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率先在广西举起义旗,脱离清廷,宣告独立的城市。为扫除官僚军阀,削平内乱,统一中国,孙中山曾三次驻节梧州,督师北伐,为北伐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孙中山还关心梧州的经济建设,提出以梧州为中心,全面开发整治西江的宏伟设想,解放后,他的宿愿逐步得以实现。孙中山伟大爱国思想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给梧州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梧州人民永远崇敬他,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