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中海斯特带给我们的震撼——人生因缺憾而美丽

一个被现实社会打压的无法生存的女性。一个被生活逼迫到无路可走的女性,在世时被世人唾骂到一无是处,浑身充满肮脏和罪恶,却在死后得到是人的赞扬,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赞美。全世界女性学习的榜样,这就是出生在美国的浪漫女作家霍桑刻画的《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     

《水浒传》:女性的陷阱

正《水浒传》是一部描写梁山好汉反抗社会的小说,它所写到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梁山上的女英雄,主要是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这三位;第二类是被男人蹂躏糟蹋的弱女子,如被郑屠霸占又抛弃的金翠莲,被高衙内父子逼死的林冲的妻子,被强盗抢掠奸污的荆门镇刘太公的女儿等;第三类是被作者称为"淫妇"的市井女性,如     

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

西方的女性评价经历了从性化到性别他者的变化,而中国的女性评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则经历了由性别她者到性别他者,再到身份她者的转变。二者差别是由中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在中国,对女性的社会评价不如文化评价那样稳定,而文化评价更依赖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且可以给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相应影响性评价提供多样化的方式,有利于女性选择多种发展途径。目前民俗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学都缺乏这种理论成果,但采用个案法进行研究可发现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构建女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应考虑中西女性评价的差异,将女性的性别差异、社会条件与文化评价传统加以综合考虑,使女性发展的选择获得社会评价与文化评价的双重合理性,以利于女性就业、事业与人生的良性发展。     

论女性在血缘亲属体系中的“外人”身份——以榆钱村春节家祭为个案

在中国农村汉族社会,女性在其生长的血缘亲属体系中被看作“外人”,其最突出的显示语境是春节期间的祖先祭典活动,“外人”禁忌使这种身份被极端强化。绝大多数妇女通过婚姻完成从自己血缘家族到夫家家族的身份转换,并据此确立在亲属体系中的地位。血缘家族体系中的“外人”身份使得女性的家族身份因失去先赋性而带有被动色彩,影响其家庭、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确立。榆钱村的调查可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个案。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再认识

正传统中国社会的女性,生下来就被贴上男性附属品的标签,她们是"父亲的女儿""男人的妻子""孩子的妈妈",离开这些身份,好像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女性主体身份。这种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观念使女人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各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早已被塑造成"宜家宜室"的角色。     

日本“山姥”传说的现代文学解构

"山姥"是日本流传较广的一个民间传说,但在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山姥"已不再是传说中"栖息在山中的老女"形象,而是对具有某些山姥特质的女性解构之后而形成的崭新的富于理性思考的女性人物形象。现代社会中的"山姥",大都是遭遇人间不公,饱受生活磨难的女性。她们是现代社会既有制度和世俗凡尘的受害者,其最终命运往往是被世人当作禳灾辟邪的牺牲者而被供奉于人间道德的"审判台"上,从而成为夫权专制社会罪孽的救赎者。     

习焉不察的“人造顽石”——略述西方文明中的性别歧视

古往今来,性别歧视这一历史文化积淀的“人造顽石”在西方文明中俯拾皆是,且习焉不察。本文试图简略概述西方文明中的性别歧视话语,以及女性的“他者”处境。无论是在古希腊、基督教的文明里,还是在日耳曼的文明里,女性皆是被歧视的性别,是“第二性”;从柏拉图到圣·托马斯,从卢梭到黑格尔,从叔本华到尼采,皆认为女性是低于男性的劣等公民,是“他者”,被置于边缘。     

两型社会建设与女性教育发展

两型社会建设的基础是科学文化知识,关键是人才,根本在教育。妇女是伟大的人力和人才资源,女性教育被慰为人类母亲的教育,充分发展女性教育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要充分认识女性教育发展滞后,女性文化素质偏低以及历史惰性和观念形态的阻力等发展女性教育的艰巨性。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整体与层次、开拓与时尚等女性教育内涵发展等关系。     

辽宁满族家法族规的女性视角研究

满族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家法族规中,女性被加以重点关注.在辽宁,满族人通过家谱、言传身教、民俗等方式对女性的日常言行和性行为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起到了相应的社会效用.     

试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女性观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对女性有了新的认识,但女性服从于男性这一根本原则仍没有松动。本文主要从生理、宗教、法律三个方面来论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女性观,认为这一时期的女性观虽有所改变,但女性仍被束缚在家庭中。     

从魏晋南北朝女性作品中看女性悲剧命运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从来都被人为是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因此她们的命运也多数具有悲剧色彩。在大量的女性作品中可以反映着一点,在社会动荡变革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悲剧性更加突出。本文将从魏晋南北朝的女性作品入手分析,从亲人分离的无奈、独守空房的咏叹、壮志难酬的愤懑这三个方面解读当时女性的悲剧命运,从而了解当时社会女性心理。     

以女性为载体: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礼制抗争与人性追求

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从士大夫塑造的知礼的杞梁妻到民众塑造的纵情任欲的孟姜女,该研究体现了顾颉刚对旧礼制的批判和对新道德的追求。在其交叠的叙述中,女性成为其批判旧礼制、传达新道德的载体。一方面,民众被塑造成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的、未受礼制熏陶的、富于情感的人,是中华民族依然保持着活力的象征,而女性作为民俗学者眼中最多情的群体,又成为民众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被塑造成封建礼制的牺牲品,是"奴隶的奴隶",因而,女性的生存状况便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将女性从家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自由平等的人性便具有了正当性。     

缠足再议

缠足之最初出现是由于男性社会对女性舞姿的审美趣味,初起于宫廷,其后在少数供男性消遣欣赏的歌舞妓中流行。随着男性社会的心理变迁,缠足最终盛行于全社会,并从一种美的时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女性规范行为,被赋予了礼教意义。缠足的发展变化脉络与男性社会的心理变迁轨迹表明,缠足之兴起与发展正与男权强化、女性地位下降和礼教对女性束缚的加强相一致。     

抗争边缘化的命运——试论《简爱》与《藻海无边》中的女性主义观点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分《简爱》和《藻海无边》两部书女主人公的命运,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现实,以及女性为此所做的抗争,指出追求自由和平等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指向。     

未被时代束缚的女作曲家:范妮·门德尔松

欧洲19世纪以男权为统领的社会现实,造成女性作曲家社会地位卑微,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生来就应是男性的附属品,而音乐只能作为其生命的点缀,致使她们的音乐被湮没在历史的夹缝中。在那个被束缚的时代,范妮·门德尔松却从未放弃音乐、放弃创作,以自己的姿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民国女子教育观念的变迁——以浙江地区家谱为中心

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众多的女性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而到了民国,女子教育迅速发展。文章以浙江地区的家谱为中心,从家谱鼓励女子入学,家谱中的女子教育状况等,探究民国时期女子教育观念的变迁。     

从动还是能动,跟着还是领着?——20世纪初中国女性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重重衣饰束缚着女性身体和行动,暗喻妇者雌伏的社会心理。清末民初"礼崩乐坏",服装逾制。女性以服饰为道具和工具,一反其长期扮演的次要角色和失语地位,史无前例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呈现出复杂多维的历史关系。一方面,女性服饰变革从动于社会变革:在"兴国强民"的时代语境下,放女足首先从清末京沪开放城市兴起,而后风行全国,蔚为大观,这一变革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客观上被攫升到复兴民族的历史高度去认知和实践,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影"。拟男服饰和早期旗袍流行一时,响应女权主义思潮,女性扮演同等国民,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镜"。另一方面,女性服饰变革能动于社会变革:反叛传统的"服妖"和趋于极端的裸体运动划开了服饰禁忌的口子,解放了囿于服饰的人性,引发激烈争议,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剑"。女学生着文明新装,引领文明生活先声;名媛影星穿改良旗袍,展示女性时代风貌。这些代表性群体的服饰行为塑造了摩登女性形象,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轮"。     

男性在场与日本女性禁忌

女性禁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女性禁忌突出表现为渔民社会中基于女性经血、生育形成的"赤不净"、"白不净"信仰观、以大峰山为代表的基于佛教教理"五戒"设定的山岳女人禁制,以及神道祭祀仪式下的女性排斥等。女性特有的月经、生育等生理表现,在民俗社会中被视为是不净、晦气、危险的发生源而予以隔离和排除。女性不净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创世神话。统观日本女性禁忌事象、民俗思想的存在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可以发现其深层原因是男性在场和作为他者的男性视角起到了关键作用。女性禁忌得以确立是作为两性中另外一性的男性在场使然,男性宇宙社会的立场客观上对女性禁忌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其传承提供了土壤。当下研究中不乏将女性禁忌与女性歧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倾向,立足于民俗学的视角尚有可商榷之处。     

家事与庙事:九至十四世纪二仙信仰中的女性活动

唐宋时期,伴随祠庙题记书写的平民化转向,女性在家、庙之间的形象发生变化。一方面,"男外女内"的儒家观念深入基层社会,性别偏见存在于宗教活动与历史书写之中。祠庙题记撰写者多为男性,即使是粗通文字的村民也知道并且践行不书女性名讳的原则,女性的庙事活动信息大多被屏蔽。另一方面,不仅女性参与庙事不是罕见的现象,而且她们的活动也得到家庭与地方社会的普遍认可。宋元之际,祠庙祭祀不仅可以整合不同阶层与族群的个体和家庭,庙事还成为平民家族争取在地方社会影响力的家事,女性在庙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被认可。晋豫之交的二仙信仰显示,女性积极利用其亲属关系、财产支配权、社会网络,在历史书写的地方化、平民化转型中发声,这一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宗教、宗族组织发展的多元性、历史性的认识。     

城中村妇女的发展与主体意识培育

女性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实现女性发展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是制约城中村妇女发展的主要症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她们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城中村妇女必须增强提高自身主体意识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