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花园洋房，背包遨游世界

我可没交过什么“狗屎运” 我注意到,在我博客中留言的人都喜欢把我跟“幸运”两字扯到一起：“你真幸运,竟能四处云游”,“你真幸运,连斐济都去过”,“你真幸运,居然能跑那么远去观看橄榄球世界杯”。我最近去了趟南极,羡煞我“幸运”的跟帖更是挤得爆棚……我知道当人们夸我“幸运”的时候并无丝毫不敬,但我必须申明的是,     

非走不可的弯路

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小路若隐若现,召唤着我。母亲拦住我：“那条路走不得。”我不信。“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既然你能从那条路上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弯路。”“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母亲心疼地看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     

“我”在古代不是“我”

古代的“我”与现在的“我”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在古代指的是一种短兵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     

且谈“孝”道

我自知没什么水平去谈“孝”,且充当一回“思想家”,还请老师不要见笑。中国的孝道算是世界闻名了吧,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演变至今日,已大大删减,简化了。若以我今时之作为,作用于古时,恐怕要戴上“大不孝”之罪名了。我虽无水平,却看过大有水平的鲁迅先生提过的“二十四孝图”,这“二十四孝”我所知不全,且暂举几例吧。“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哭竹生笋”,“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有让我佩服的,有让我不置可否的,更有甚者,让我哭笑不得。     

二苕

“二苕”是我的小名,是母亲起的,说起这个名字好养。我不懂“好养”是什么意思,母亲说“好养”就是不生大病,一生平平安安,一句话就是为我好。我为有这么一个“好”名字欢呼雀跃。所以,幼儿园的小伙伴叫我“二苕”时,我很开心,“喂喂”地应得清甜。随着渐渐地长高,我明白了“二苕”不是什么“好”名字。“苕”跟“傻”是同义词,“二苕”就是“二傻”。我有这样的名字,太没面子了!我对叫我“二苕”的同学提出严正抗议,可你越在乎人家叫得越来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跟首恶者大干一仗,一直闹到老师那里去。老师支持了我,在班上下了禁令,方…     

亲情如水

“你这小孩也太不懂事了！” “不要你管！” “你是我儿子,不要我管？不想让我管,你给我滚出去！”     

和平将军张治中——纪念文白先生逝世40周年

近年来,我致力于民国文化名人小传的写作。五年前,我结识了张治中将军长女张素我女士。素我老大姐长我30岁。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遂结为忘年交。素我老大姐向我讲述了张将军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令我感慨不已,遂做此文。此文既不写世人熟知的张治中“国共和谈”、“淞沪之战”,也不写读者知晓的“黄埔十年”、“新疆问题”和众说纷纭的“长沙大火”,     

《文史博览》2010年第12期“读者评刊”问卷

我是“中国银行”的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冒昧地为赵炜《我两次打开周总理的保险柜》文章中的笔误予以纠正：文章中将“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为“中行”,这是笔误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简称应为“人行”,而“中国银行”的简称才是“中行”。顺便多说一句：除了“人行”和“中行”之外,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     

“聚众”的医生

往中国的医院聚集了一群人,打出“还我生命”、“维护正义”的横幅,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然而这一次,这群人穿的是白大褂,他们的横幅上,除了“还我生命”,还有“还我尊严”、“保障医务人员安全”,以及“天堂里没有医闹”。     

新词

我行贿了 日前,有媒体发表《印度网站‘我行贿了’蹿红》文章,介绍了印度反腐败网站“我行贿了”的成功经验。很快,国内已出现三家效仿的克隆网站,分别是“我行贿了”、“我行贿啦”和“我贿赂了”,吸引许多网友在上面发帖,揭露自己行贿的内幕。     

段子

甲:“你说,我学个什么乐器,才能突出我这古典清雅端庄的气质?不要太复杂,我懒,最好能速成。”乙:“木鱼。”昨天戴着口罩陪老妈出去买菜,临行前我照了照镜子,很满意。我对老妈说:“妈,我发现我戴上口罩变美了。”老妈瞧了一眼道:“你戴上头盔更美。”     

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

感谢“世界汉语大会”特别设立“海外汉学学术会场”为我提供了这样神圣的讲坛,让我有机会把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提出来向各位学术先辈与同行请教,以共同推进我国人文学界对“Sinology”的研究。首先我想说明,我采用了英语文化中“Sinology”这一学术概念来表述我们现今正在研讨的基本话题,我之所以不采用汉语文化中的“汉学”或者“中国学”或者“中国研究”,这是因为我国     

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过客”的故事

尽管朋友事前已向我描述了“过客”酒吧的详细位置,但是我只找到了“南锣鼓巷”,找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却没能找到“过客”。在打电话与吧主金鑫确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它太不起眼了,我竟走过了。我在“过客”的门前成了名副其实的“过客”。     

康克清印象

1984年夏秋,我抽空去北戴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父亲张仲实。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康大姐也在北戴河,好多年不见了,我要去看她。”在中国谁不知道“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我陪父亲去看“康大姐”,几分仰视,几分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康大姐”。     

一起高歌的兄弟

收到一个短信：“哥,多年没见,祝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看电话不知何人,我回：“你是哪一位？”得到回复：“飞,很少在港。”我回：“oh,中秋节快乐”,他回：“不时会回味在台上高歌的日子！”,我又回：“岁月难留,人生就是如此！”。此时我也沉思和他一起在348的士高厅的往事,当初我和他不稔熟时,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     

从“小我”到“大我”的叙事美学及价值表达——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从“小我”出发透见“大我”,见证了新中国的历程进程,谱写了一首“中国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成长”的伟大赞歌,而后又以“大我”回馈哺育“小我”,激发出世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与崇高的人文价值。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