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由来去“AB团“

●发生在1930年12月的整肃“AB团”的“富田兵变”,是红军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AB团”本是一个在北伐战争期间由蒋介石授意、江西国民党右翼分子成立的反共组织,仅仅存在3个月便在共产党的打击下烟消云散了,然而后来却在红军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端由来去“AB团”》一文中,对此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作了追根溯源。     

红军时期的“AB团”事件

在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在中国的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神秘”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     

富田事变始末

富田事变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1930年,在江西赣西南苏区刮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旋风,即在党内及红军内部大抓“AB团”,由此激发了红20军12月富田兵变,给当时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AB团”并非子虚乌有,系 1927年 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指使段锡朋等人在江西成立的反共组织──“AB反赤团”,但仅不足3个月,该组织便在革命力量的打击下瓦解不复存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及革命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AB团”竟成了中共党内某些入手中的棍子,使相当一批苏区干部及红军将上遭到严酷迫害…     

张学良在物资、财政上对陕北红军的援助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五题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开始于1930年底,结束于1931年初,具体战斗时间仅5天,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和红一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本文不想对其战斗过程进行论述,只想就下列几个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蒋介石为何迟至1930年底才开始对“朱毛红军”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劫后余生,周贯五将军的大写人生

原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中将在红军时期曾被打成“ＡＢ团”，险遭错杀。劫后余生的他以后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和干部工作，他始终将这段特殊经历铭记在心，引以为鉴，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严以律己，真诚待人，受到与他共过事的众多干部战士的衷心爱戴。 蒙冤但不乱咬别人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时任红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宣传员的周贯五，碰上了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开展打“ＡＢ团”的斗争。参加红军才个把月的周贯五还不知道什么是“ＡＢ团”。所谓 “ＡＢ团”，是１９２６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在南昌…     

试论鄂豫皖苏区大发展的原因

从1930年春鄂豫皖根据地创建至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撤,是鄂豫皖苏区创建后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尽管有左倾错误尤其是张国焘所执行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破坏,红军和根据地仍在各种严峻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继第一、二次反“围剿”节节胜利之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红军又接连取得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的胜利,带来了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迅速扩大: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面积4     

也谈李韶九在富田的滥捕滥杀

1930年12月7日,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以红一方面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帮助江西省行委肃所谓的AB团。在肃反过程中,李韶九的确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错捕错杀了不少人。但过分夸大李韶九的错误,把富田事变发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韶九,也与历史事实不符。     

王震保护张平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湘赣革命根据地也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时任红八军代理政委的王震对此非常反感,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救下了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张平化被湘赣省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打成AB团分子,理由是:一、当红军烧毁酃县祠庙时,张说这样毁掉文物不对,也太可惜;二、当红军高喊“烧尽土豪的屋,杀尽土豪的头”的口号时,张说这是错误的;三、当红军杀掉袁文才和王     

黄埔军校生与转战洪湖苏区的红六军

正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是创建、保卫洪湖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其师级以上高级指挥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为红六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2月5日(春节),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洪湖根据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指示精神,中共鄂西特委在监利县汪家桥将鄂西红军独立第一师两个纵队扩编为红六军。     

五次蒙受奇冤的陈毅

陈毅元帅文武兼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大业中功勋卓著。他直声天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然而却一生5次蒙受奇冤。苏区肃反运动中的“AB团团长”1930年10月,正在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战役的红一方面军,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给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化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约请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提到、分析的8个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共产国际

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的红军高级将领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2月24日被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错杀于永新,酿成党内惨痛的“二二四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袁文才、王佐获得平反,很多同志特别是一些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战士追问,为什么他们被错杀？一直以来,这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各种观点众说纷纭,     

杨得志与红一团的长征路

正1933年9月,国民党50万大军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同时我党又发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路线,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遭受极大损失。1934年10月起,中央苏区的红军被迫陆续进行战略大转移。没有想到的是,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奇迹。我父亲杨得志自1932年至长征结束,始终担任中央红军第一军     

陈毅为何敢保“AB团分子”唐天际

正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位于江西吉安的红22军军部的禁闭室里,一位个子高大、二十五六岁的红军军官在愤怒地拍着门板,吼叫着:"放我出去,我不是AB团分子!我要见陈毅军长!"——他叫唐天际(1904-1989,湖南安仁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时任红22军第60师师长。他真是AB团分子么?     

刘华清忆徐立清:千古清名光玉宇 一生正气凝河岳

正一徐立清同志1910年4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7年4月投身革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29年8月参加红军,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历任干事、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教主义的指挥下,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尤以当时各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内展开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为巨,“AB团”、“改组派”等帽子满天飞,成为杀害整肃自己人的利器,难以数计的革命者倒在战友枪口之下。其中以湘鄂西的“肃反”最“左”最残酷。《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文再现了这段历史悲剧。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简介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成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同年11月27日,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由毛泽民、李六如分别担任正副行长。接着在瑞金洋溪成立了中央造币厂（又称国家银行造币厂）。总行设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1933年4月迁至沙洲坝,翌年7月又迁到下阪子。     

旬阳“红军老祖”墓碑

在陕西省旬阳县东北的红军乡碾子沟内,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红军老祖”墓,墓前,立一通“红军老祖”碑。提起这座墓碑,还得从一九三五年说起。当时,这一带是我党领导下的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在这年九月发生的一次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