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

南北朝正史关于拓跋种姓的表述截然不同:有匈奴、鲜卑两说。"匈奴说"认定,拓跋是匈奴女"托跋"与汉朝降将李陵的后代。代国被前秦攻灭后,苻坚安排独孤、铁弗、贺兰诸部分治其故地,"匈奴说"可能是匈奴系人群主导代北的产物。匈奴族裔对道武帝建国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匈奴说"也得以在拓跋内部与"鲜卑说"长期并行。崔浩监修国史,为迎合匈奴系皇后及太武帝本人而重拾"匈奴说"。此说虽因北魏朝臣普遍反对未能写入《国记》,却传至南朝而为《宋书》所采用。中古时期北族种姓的变化,多以政治上的推动为主,并涉及血缘、地域、社会等复杂层面,拓跋种姓"匈奴说"的形成与流传,或许是一则典型的事例。     

匈奴农业问题的考古学探索

"逐水草迁徙,毋耕田之业"已成为史书论及匈奴经济形态时经常套用的文辞。但通过对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匈奴确实从事过农业生产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可看作匈奴畜牧经济形态的补充,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匈奴粮食的需求问题。匈奴粮食来源更多地是依靠互市、掠夺和赏赐等方式获得的。     

苍狼南下——大秦帝国与匈奴之战

正按中国古籍记载,匈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在战国时期,匈奴开始在塞外草原崛起,与北方的诸侯国赵、燕、秦均有战事冲突。长平之战后,赵国覆灭,秦国又忙于讨伐其他诸侯国,一度受到抑制的匈奴得以     

略论两汉时期匈奴首领的"自尊"意识

匈奴首领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尊"意识.冒顿单于、老上单干和军臣单干的"自尊"意识最为强烈,尤其是冒顿单干几乎达到了惟我独尊、惟我独大的地步;军臣单干、伊稚斜单于和鸟维单于继续保持着较强的"自尊"意识.王莽建立新朝后,匈奴首领重新恢复了"自尊"意识,其单于的"复尊我"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东汉刚建立时,匈奴首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强化了"自尊"意识,其单干"尊事我"的诉求就颇具深意.但是,随着单于舆的去世,新继立的单于又很快就削弱了他们的"自尊"意识,尤其是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之后,其单于的"自尊"意识越来越淡.     

匈奴的军事及其相关问题讨论

匈奴作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存在着以"攻战为事"的战争第一的文化特点,而这样一种文化也影响了匈奴的社会伦理,政治、法律乃至于教育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匈奴的战争惯用"诱兵"之策,也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过多次战争的胜利,由于其战争第一的文化特点,匈奴也对战争本身有着与其相关的特殊信仰,他们往往认为战争的成败与天神有关。     

“匈奴相邦”印之国别、年代及相关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匈奴相邦"玉印出土之时间、地点皆无可考,旧藏安徽黄氏,现存上海博物馆,已选入《上海博物馆藏印选》(11页2)(图一)。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有《匈奴相邦印跋》,谓"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玺,当是战国迄秦汉间之物"。当时对战国文字认识还很有限,《匈奴相邦印跋》断代不免粗略,至于断为匈奴自造,则     

“西城”还是“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辨析

<正>一"西域"一名,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就已出现:即占据河西的匈奴浑邪王等降汉后,汉武帝在褒奖霍去病时就有"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犇……"(1),如果将此处的"匈奴西域",理解为"匈奴西边"的话,     

秦征岭南考

一、当代学者对"秦征岭南"的解读自汉以来,人们总习惯将秦朝"北征匈奴"和"南征岭南"二事并列。但是,对于北征匈奴一事,其用兵时间、所用兵力、统军将     

月是故乡明:试论游牧者的“恋土”情怀

研究历史离不开地理,就像唱一出好戏,怎能少得了舞台。研究匈奴的历史更是需要研究其与所处的牧区的关系。以匈奴、蒙古、党项等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似乎被大多数人贴上这样几个标签:"逐水草而居"、"游离"、"迁徙"。而本文旨在以游牧者的典型代表——匈奴为例,试着碰触一下、感官一番一直以来似乎被大家忽略的游牧者的"恋土""怀旧"情怀。     

“晋匈奴归义王”金印

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一方西晋"晋匈奴归义王"金印。印重86.9克,含金量为60%。印正方形,边长2.2、厚2.5厘米。驼纽,驼呈卧姿,纽高1.7厘米。印面刻阴文"晋匈奴归义王"六字,用刀平直,字口方齐(图一、二)。这方金印,为研究西晋时期汉族与匈奴     

铁弗匈奴迁居朔方考

迁居"朔方"是铁弗匈奴非常重要的历史活动。由此开始,朔方地区成为铁弗匈奴活动的根基之地,在铁弗部族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铁弗匈奴徙居朔方境时间较早,辖境范围较大。     

西汉对匈奴和亲政策的学术史考察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经历了由汉初"奉"匈奴"和亲"到汉中后期"赐"匈奴"和亲"的转变过程。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是导致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和亲"策略的提出是对西汉以前政治联姻习惯及传统儒家"子婿""甥舅"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尽管也导致某些不良后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瓯脱”及其相关问题再探讨

"瓯脱"语词,始见《史记·匈奴列传》,源于突厥语,意为"中间地带"。匈奴人操突厥语是因匈奴人曾征服、融合突厥族,形成为一族多源民族之故。古代史家曾长期较广泛使用"瓯脱"语词,从而使其经历了一个汉语化的历程,其间读音未变,而用字则有所变化,并从专用词变为通用词,甚至连内地政区之间的"插花地"、"飞地"等亦以"瓯脱"相称。     

北魏陶器装饰的匈奴遗风

北魏由拓跋鲜卑建立,所以北魏陶器的造型和图案特点也往往被视为拓跋鲜卑族陶器的界定标准.然而,在目前已经确认的一些早期鲜卑遗存中,却很少见到北魏时期常见的各类图案.相比之下,北魏陶器的这些图案装饰与匈奴陶器更为相似.所以乔梁先生指出:"如叭沟M3:1之盘口陶罐,肩部饰有两周弦纹之中夹一周曲线波折纹的纹饰,这类纹饰是汉代匈奴陶器中所常见的;西沟子村M1:2的小口鼓腹罐,则与蒙古诺音乌拉墓地所出同类器相似.这种由陶器表现的与匈奴文化相联系的现象,在同一地区时代略早的可能属于东部鲜卑的E群(即三道湾、善家堡遗存)遗存中却基本不见,表明拓拔鲜卑南迁‘匈奴故地’后与匈奴的联系要更多一些,这也同当时鲜卑被视为鲜卑父、匈奴母的索虏的记载相符"①.林沄先生也认为:"过去被怀疑为东汉以后到北魏时期的砑光暗纹,以及肩颈之间加凸棱,乃是西汉匈奴陶器的流行装饰手法"②.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在图案装饰方面的相似性,不仅体现陶器表面纹饰的组合上,甚至在器底的模印符号上也可以找出完全相同的图案,说明二者具有一定的文化联系或承继关系.本文挑选了一部分具有相似性特点的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试对相关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考释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1号汉墓,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该铜印的印文及其反映出的印制、赐印制度,表现了当时汉与匈奴的外交关系,是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真实写照。     

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正2000余年前的建元二年(前139),一个名叫张骞的郎官慨然应汉武帝之募,出任使者,率领100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西行进入河西走廊。此去的目的,起初只是要联合大月氏,以"断匈奴右臂"。但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张骞一行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并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吾欲使越,     

曾让欧洲谈之色变的匈奴人与蒙古人

匈奴进入欧洲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匈奴人也自称是炎黄子孙。战国时期,匈奴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常南下攻扰中原,我们所熟知的“修长城”、“公主和亲”、“苏武牧羊”、“张骞出使西域”等历史重大事件,都记录着汉与匈奴的纷争与和解。     

匈奴饰牌类型辨析

饰牌是匈奴物质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主要作带扣、腰带饰、马具饰、首饰配件和"古玩"等五种用途.以装饰母题作为分类依据将匈奴饰牌划分为动物纹、人物活动纹、几何纹三型.战国到西汉时期是匈奴饰牌发展最鼎盛的时期.饰牌同时并存多种形制,并因题材选取的不同形成各自的系列.饰牌由原来的单一品种向系列化发展,创作母题从自然领域转向社会生活领域.     

长城:防境外之敌,也防自家百姓

正《长城:防境外之敌,也防自家百姓》长城除了御外,还有防内的功效。西汉元帝时期,郎中侯应上书,详谈长城的重要价值时特别提到了长城的防内功效:"设塞缴,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防止归降的西域人、匈奴人回归塞外故地);"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防止边郡的贫困子弟投靠在匈奴的亲属);"又边人奴婢愁苦,     

匈奴帝國與漢匈關係的演化——早期北亞史札記

對歐亞草原遊牧文化的考古與人類學研究的當代成果表明,分佈在那裏的遊牧型生計及其社會文化,並不是從某個特定起源地無遠弗届地傳播到草原各個角落的。本文試圖在介紹這一認識形成過程的基礎上,對匈奴人羣起源的多樣性與匈奴本部落的語言、遊牧經濟在蒙古高原生成的方式及其過程、匈奴帝國的政治結構、匈奴與漢地王朝如何在"試錯"式的長期磨合中確立其相互關係的模式等重大問題的研究,進行比較細緻的綜合評述,並在作者稍有心得的方面做若干進一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