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朝上层社会女子的家庭教育

北朝时期女子所受到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内进行的。当时对于女子的教育主要存在由傅姆女师施教和由家内长者亲授两种不同的形式。而教育内容则涉及女德教育、妇功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以及骑射教育等,这既是受社会传统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金代私学教育

私学是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代官学的一种必要补充。金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学习观念和人才选拔思想,辽、宋的私学传统以及私人刊刻、印卖书籍的普遍现象,构成金代私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依据教学内容、创办者、办学目的的不同,金代私学分为家学、女真贵族官僚家塾、学者自设私塾、官宦私塾和自学等五大类型。与其他朝代私学相比,金代私学具有类型多样化、设置早于官学、教育对象比官学更加广泛等自身特色。金代私学对于金代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交流,以及各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均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金代文化政策对图书出版的影响

金代文化政策对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宗教政策、教育政策、科举政策等,对金代图书的出版有重要影响。阐述金代文化政策对其图书出版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能窥见文化政策与图书间的必然关系。     

子不教 父之过

在家庭生活中,孩子总是以求知的眼光注视着长者的一举一动。正是在与长者的接触中,孩子形成了个人角色意识,并从长者身上获得行为的榜样,并在生活中逐渐把长者的模式变为自己的现实行为。彦江同学的犯罪轨迹和犯罪根源,一方面是父母亲自身素质的低下,另一方面是父母教育方法的粗暴简单和放任不管。因比,彦江走上抢劫之路与其父的教育不当密不可分。子不教,父之过。粗暴的亲子教育,会造就怎样一个孩子呢?著名心理学家西琳·德林顿博士在她那篇令人震惊的文章《你是否在谋害孩子》中说:传统的家教方式——暴力、责打、责骂、压制等     

金代的汉化进程与女真族文学演进研究

金代的汉化进程与整个金代相始终。其中,科举制度的设立、生活方式的变迁、典章文物的迁移、帝王与贵族对中原文化的喜好,等等,均直接影响着金代的女真族文学,也直接影响着金代的文坛生态。总体上看,金代的汉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女真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始终,也恰好与金代女真族文学的兴盛相始终。     

金代金石学述要

金代的金石学虽然没有北宋那样繁盛,但是也涌现出了一批金石收藏家,不仅有汉族士大夫,也有女真权贵。金代对于前代的碑刻能够加以保护,并翻刻了一些名碑。金代还出现了以蔡珪为代表的杰出金石学家。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早期金石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浅谈血缘家庭的婚姻特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血缘家庭”的论述,我们一般把血缘家庭的婚姻特征理解成为“同辈婚”,即血缘家庭内是祖、父、己、子、孙辈互为兄弟姐妹,同时也互为夫妻。然而,随着民族学资料的不断发现,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血缘家庭的婚姻特征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同辈婚,而是双方年龄相当的近龄婚,既包括兄弟姐妹的同辈婚,又包括双方年龄相当但又不同辈的血缘婚。具体例证如下: 1.当时的经济生活使按年龄分工的集团与通婚集团一致。“血缘家庭”出现于人类蒙昧时代     

金代屯田制度初探

屯田制度是金代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受金代女真族本身历史发展特点的影响,金代的屯田制度与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它在金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虽然有些论著中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论述,但尚无专文进行全面研究。本文拟对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全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师友。一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金代的屯田制度是由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发展来的。《金史·兵志》中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     

《金史·选举志》铨选用词考释

《金史·选举志》中有一些难解的铨选专用词汇,在金代史料中亦没有解释,对于理解金代铨选、官阶制度造成困难。通过对《金史》和金代传记资料的爬梳,结合唐、宋、元铨选制度进行对比,对《金史·选举志》中出现的铨选用词进行考释,对于《金史》的阅读和金代选举制度的理解有一定帮助。     

金代女性墓志发现与研究

金代女性墓志的类型分为女性单人墓志、夫妻合葬墓志和多人合葬墓志三种，尤以夫妻合葬墓志的数量最多。从墓志规格看，金代女性墓志一般根据丈夫的官品设定，其中，嫡妻与丈夫的墓志规格相同，继室和妾则分别低于嫡妻一个和两个规格，用以区别她们与嫡妻在家庭中地位的不同。从墓志内容看，由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金代女性墓志内容一般着重于对孝敬舅姑、抚育子女和善待他人等品行的记录，藉此展现金代社会中对女性贞洁、孝悌和良善精神的追求。     

一件金代“吴牛喘月”镜考

金代铜镜的铸造工艺独树一帜,既吸取了中原地区汉族铸镜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粗犷的气质。金代铜镜所用题材大多采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的传说与典故,吴牛喘月镜便是此类典型镜种之一。本文主要考证了此件吴牛喘月镜的来源、制作工艺,并对其时代特点及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     

金代服饰文化的涵化和传承的影响因素

金代是由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女真人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利用武力征服了辽宋二朝,从而使女真族落后的服饰文化与先进的汉族服饰文化有了相互接触和适应,使女真族服饰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在女真族与中原汉族杂居共处中,形成的了具有鲜明区域性和稳定传承性的民族服饰文化。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朝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封赠与品阶相结合的制度特点。在金代,官至五品才具备封赠先世的资格。具体封赠时,品官自身的官职,不仅决定着封赠先世的范围有一代、二代、三代之区别,同时亦影响其先世所获封赠官爵的等级。金代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被封赠者的官爵视其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而依次降低,散官阶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而对元朝的封赠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笼络人心、激励臣僚恪尽忠孝为目的的封赠制度,对金代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套西地区农牧交错地带的形成——以沙金套海地区为例

本文主要撰写从清末至新中国建立至今的沙金套海地区的汉族移民的时间,原因与生活状况。套西顾名思义,是指黄河河套以西地区。据史料记载:"贺兰山厄鲁特者,俗称阿拉山蒙古也,地在河套以西,东宁夏,西甘州,北瀚海袤延七百余里,至京师五千里""阿拉善额鲁特在河套以西袤延七百余里,至京师五千里"历史上常常将阿拉     

季羡林与胡适、吴作人

季羡林先生,世人称其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先生本人不认同,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先生的心田上。季先生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其中就有皖籍的胡适、吴作人。“毕竟一书生”——与胡适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善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晚“毕竟一书生”——…     

试论元代的赘婿婚制

赘婿婚是元代社会婚姻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原汉族传统的婚姻方式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赘婿婚制的剖析,以揭示蒙古入主中原的近一个世纪社会婚姻制度的某些特点。一关于赘婿婚制的源流赘婿婚制是男子入妇家的一种婚姻形式,它和一般婚姻关系中男子娶妇入家的特点不同。妇入夫家称娶,男落妇家则称赘,这里显然反映了男子在婚姻关系中地位的降低。赘婿婚制尽管仍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但由于男子出赘妇家,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这无疑象征着出赘男子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低落。     

金代兴学与教育发展

金代建国之初,文化教育较为落后。经过几位君王的努力和两次大规模的兴学,到金代中后期,探索出多民族国家发展教育的新途径,汉、女真两套学校教育系统建立并完备起来。金代的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颇具特色。其成功的经验得到了当时文人和后世学者的肯定。     

青少年同辈群体与思想道德养成

同辈群体在思想交流方面具有自由性、渗透性、独特性等特点,这决定它在同辈群体思想道德养成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它能提供青少年之间相互了解真实思想的条件、营造轻松良好的教育氛围、提高对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价值认同感。为避免同辈群体成为消极文化的载体,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同辈群体在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养成方面的正向作用。     

学力、师友与门径——评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主要特色

有清一代,尤其清代中叶,汉学发展如日中天,江藩作为干嘉时期著名的汉学家,亲授业于干嘉诸儒,并与其中代表人物有相当之往来,其所撰写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有针对性地对清代学术(汉学)作了第一次系统的梳理,影响深远。本文不就具体的"门户之争"、学术史写法等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发表看法,只就读书所得,就《汉学师承记》所体现的治学精神、师友之道与对当今学者为学与为人的启发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以获得一种对该书乃至清代学术新的观察视角。     

《况蕙风先生外传》——研究况周颐的新见文献

况周颐（1861—1926）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词人、词论家,兼工金石、文字、考据之学。他著述颇丰,传世有词集、词话、笔记丛谈、书画真迹等,但是至今未发现他为自己撰写的传记;况氏交游甚广,所交好者多为文友学友词友艺友,然而翻检其亲朋师友的大量著作,亦未发现他们为蕙风所作的传记;《清史稿》是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编成于辛亥革命后,有列传316卷,其中并没有为周颐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