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宾县索离沟遗址发掘简报

2006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松花江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对宾县满井镇索离沟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450平方米,发现铁器时代房址3座,出土一批重要文物。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战国—西汉时期,晚期遗存与同仁文化的年代相近。早期遗存发现的陶豆、口部饰齿状花边的陶罐和红彩陶等都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文化。经对比研究,索离沟早期遗存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古索离人的文化遗存。     

从索离沟的考古发现看古索离国的地望

2006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松花江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对位于宾县满井镇卜家口子屯东北约1公里处的索离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房址3座,获得了一批重要文物。本文认为索离沟遗址与已知的庆华遗址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属一种新的考古文化,年代相当于战国～西汉时期;并认为,索离沟及庆华遗存就是古索离人的遗存,而索离沟之地名与索离沟文化遗存之属性完全相合,是古索离人的＂化石＂地名。     

中原文明 熠熠生辉 河南博物院“中原古代文明之光”基本陈列

正"中原古代文明之光"陈列是河南博物院的大型基本陈列,是观众了解中原文明核心区域文化面貌的重要窗口。该陈列以翔实丰富的考古资料与文物展示为依托,以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为纲,以中原古代历史上文明的闪光点为龙头,以世界文明背景为参照,反映了河南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心地域的文明进程与重要成果。"文明曙光——原始社会时期"展厅着重表现了中原地区远古人类和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通过遗址群组合与文物组合的对     

中原文明 熠熠生辉 河南博物院“中原古代文明之光”基本陈列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陈列是河南博物院的大型基本陈列,是观众了解中原文明核心区域文化面貌的重要窗口。该陈列以翔实丰富的考古资料与文物展示为依托,以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为纲,以中原古代历史上文明的闪光点为龙头、以世界文明背景为参照,反映了河南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心地域的文明进程与重要成果。"文明曙光——原始社会时期"展厅着重表现了中原地区远古人类和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通过遗址群组合与文物组合的对照,直观、形象地表现了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从农业起源、部落氏族到城邦出现的历史过程。"定鼎中原——夏商时期"展厅重点展示了国家的产生与青铜的辉煌。通过二里头遗址、夏代宫殿、《尚书禹贡·九州图》表     

六道沟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

本文对六道沟铜矿冶遗址进行了专项冶金考古调查,收集整理了一批铜矿开采及冶炼的遗物标本。通过对矿石与冶炼炉渣的检测分析,认为该遗址已经能够使用冰铜冶炼技术冶炼高含硫矿石,进而揭示出渤海国已经掌握了"硫化矿——冰铜——铜"炼铜工艺,对揭示东北亚地区古代冶铜技术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土耳其考古、博物馆见闻

201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前往土耳其科尼亚省参加英国利物浦大学在本珠可路遗址(Boncuklu)进行的考古发掘。土耳其的考古发掘方法与中国不同,发掘中几乎不用手铲,用毛刷直接刷即可。实习学生要在各探沟间流动,每周还有一次集体"串方"。土耳其拥有丰富的文物古迹,除大量史前遗址外,还有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遗迹。而中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青铜时代的赫梯王国、铁器时代的弗里吉亚王国遗迹最为独特、著名。特别是公元前二千纪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及广见于希腊神话的古国首都戈尔迪遗址,远离城市的喧嚣,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困境。土耳其考古人建立的中小型博物馆小巧精致,主题突出,而且都把"故事"讲得津津有味,值得让人玩味。     

从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交流

古蜀王国的兴衰更替以及和周边区域明的关系,在古代献记载中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使我们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对古蜀王国的神秘面貌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1986年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震惊天下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明的灿烂辉煌。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繁荣昌盛的历史化,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明演进发展的根脉。在此之前,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化六座早期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都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     

从考古遗址到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的价值认定与保护利用北大核心CSSCI

良渚古城遗址八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充分揭示了遗址的重要价值,证明它是良渚文明的都邑性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规模庞大的世界级城址,遗址的价值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在各方的配合和努力下,良渚古城遗址的文物保护也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2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良渚博物院展陈完成更新换代,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建设也已大体成型,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时代。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

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成都平原上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迄今已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揭示辉煌的古蜀文明,了解古蜀历史的兴衰更替,探讨古蜀国与中原以及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考古遗址到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的价值认定与保护利用

良渚古城遗址八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充分揭示了遗址的重要价值,证明它是良渚文明的都邑性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规模庞大的世界级城址,遗址的价值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在各方的配合和努力下,良渚古城遗址的文物保护也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2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良渚博物院展陈完成更新换代,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建设也已大体成型,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时代。     

高句丽壁画墓四神图像与中国的天文学、神话学

高句丽的文化归属问题是高句丽历史文化学的薄弱环节.从高句丽壁画墓四神图像的文化考察入手,深入揭示其四神图像的文化渊源于中华古老的天文学与神话学,其壁画属于中国古老神话的综合体,四神图像的文化功能在于护送亡者升天.在西汉壁画墓与高句丽壁画墓的比较中揭示出二者属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文化体系,对高句丽的中华文化归属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     

也谈“最早的中国”

"中国"一词的涵义主要有五种,各有其存在的基础。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依据较为可信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判断,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王朝的都邑,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汉帝国以后,而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二里头文明应为"最早的王国",可谓当时的"中国",但不应是"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庙底沟时期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不应被视作是"最初的中国"。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什邡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什邡市召开。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为主题,并就古蜀文明的保护传承展开全方位深入讨论,议题涉及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重要意义、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聚落考古工作与研究以及科技考古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硕。为开展桂圆桥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研究、保护以及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和中肯建议。     

古蜀王都与早期古城遗址探讨

成都平原上的考古发现揭示,早在商周时期,古代蜀人已在三星堆建立了古蜀王都,而在此之前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出现了宝墩化等早期古城遗址。三星堆古城遗址为我们了解蜀国和殷商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说明地处内陆的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富饶繁荣的王国,殷商在青铜时代并不是唯一的明中心。宝墩等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和比较研究,则显示了中华明在不同区域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特点。     

"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

本刊讯: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11月22-25日在郑州新世纪大厦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14个省市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从考古、历史文献等方面就华夏文明的源头,尤其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中原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近年来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陶寺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最新的考古发现,充分显示了中原地区在探索华…     

踏着历史的痕迹土耳其考古遗址之旅

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是同时拥有东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国度,几乎各个时代伟大的文明都曾在此碰撞出历史的火花。土耳其拥有风格各异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众多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形成了一片片如梦似幻的美景。其中,考古遗址最具特色,特洛伊考古遗址、艾菲斯古城遗址等享誉世界。     

为他者书写文明史北大核心CSSCI

如果用世界图书馆书目worldcat搜索一下,我们会发现,冠以"文明"(civilization)之名的研究,数量极为庞大,各类语种的条目上百万.哪怕是剔除其中的重复性研究,仍然数量极大.所以,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谈文明,是在什么设定下书写文明史,在当今学术界,恐怕仍是分歧大于共识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现状,如何书写文明史就成为一个可讨论的话题.对于中国治西方史学的学者而言,如何通过梳理西方史学中两千多年来对于"文明"这一概念的历史书写方式,以一个东方的视角来反思西方史学界对于"文明"及"文明史"的定义、话语、内涵以及范式形成、意义变迁等,更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浅议龟兹史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龟兹古国是古代中国西域举足轻重的大国,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是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古龟兹地域境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如石斧、石镰、石犁、砍砸器、磨石等石器工具。这些器物被考古学界定名为"砾石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揭示了古龟兹地域史前文明的辉煌。此外,在古龟兹地域的古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石铜时代的陪葬器物,这也是破解古龟兹地域史前文化的重要实证。此外,在山区及河谷地带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古城、城堡、烽燧、佛寺和古代冶炼等遗址,成为中原王朝治理古龟兹地域的历史证据。     

浅谈滇国青铜器上的人物造型艺术

滇国是活跃在今云南省滇池和抚仙湖区域的古代王国,是个多民族、多种文化的聚集之地。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滇国文化很少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滇文化博取众家之长,出土的青铜器上人物造型逼真,佩饰奇特,艺术表现丰富多彩,孕育出了高度发展、别具一格的文明,从而成为一个时代文明的象征。战国末至西汉中期,是滇国最繁荣的时期。滇国是一个未发现文字记载的古王国,汉文献上有关滇国的记载也很少,其丰富的文化湮没在历史的岁月中,而大量的出土文物就像无字的史笔,书写出了滇文化曾有的辉煌。     

易于公众理解的考古遗址数字化阐释与展示——以成都东华门遗址为例

考古发现揭示出东华门遗址所在地是成都两千余年未变的城市中心。东华门遗址地表多被现代大型建筑叠压,遗迹未能完全揭露,遗址时间跨度大,地层上存在叠加打破现象。通过考古成果结合历史文献、数字化技术研究,提出东华门遗址数字化阐释与展示构想：以时间为叙事线索,选取东华门遗址鼎盛时期的人文及自然风光为展示重点,采用历史场景时空对比、时间轴推演、数字化场景复原、虚拟漫游、诗词互动、MR导览、AR书签卡等多种数字化展现形式,帮助公众理解丰富多元的遗址价值内涵,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参观体验,为考古遗址数字化阐释与展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