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

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会谈。11月,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下,国共又开始新的谈判。这些档案,除帮助了解谈判的过程外,还有力地证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对会谈毫无诚意,是导致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组史料对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也有一定价值。     

一部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的力作──评《失去的机会》

一部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的力作──评《失去的机会》毛磊,李明强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近几年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已引起史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失去的机会》一书以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为背景...     

王世杰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交

一、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7月30日,王世杰接替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正是宋子文访问莫斯科第一阶段结束,回国商讨对策之际。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于6月27日前往苏联谈判。在十几天的谈判中,中苏双方就大连问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外蒙古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有些问题初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尚未解决。7月12日,宋子文以回国     

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由于周恩来的倡导,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毛泽东对谈判曾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以求“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在周恩来的劝阻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次谈判为抗战胜利后的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作了铺垫。请看《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一文。     

王世杰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前夕,宋子文将外交部长一职让予王世杰。王世杰明知会遭致国人唾骂,仍在条约上签字。有人说王世杰是民国的李鸿章,倒是江南为他说了一句公道话。──编者。（一）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幼年好学深思,不喜嬉戏。清末,张之洞提倡新学,在武昌办学堂。王世杰１２岁时考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堂,成绩优异,为当时主持湖广学政的梁鼎芬所激赏。１９１０年,王入北洋大学。次年,辛亥革命爆发,王世杰辍学兼程南归,任黎元洪都督府秘书,参与守城。民国初年,王世杰与石蘅青等受命组设国民党鄂支部。国民党“…     

抗战前后国共关系新解——评《失去的机会?》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曾浴血拼杀了将近10年;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两党仍是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就是在“第二次合作”期间,两党之间也还是矛盾重重,摩擦与冲突不断。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样,国共为什么要第二次合作呢?回答只有一个:为了抗日。但国共两党怎样才能达成合作,如何才能化解双方之间的积怨和不断出现的对立与矛盾,缓和冲突与摩擦,维系和平与合作,恐怕除了两党高层之间的具体协商和谈判外,别无他途。可以这样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没有国共两党的谈判,就不会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有了也不可能维持。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这一时期国共两党谈判的绝大部分重要历史事     

为民主奋斗的一生——缅怀西安《国风日报》总编辑赵紫波先生

为民主奋斗的一生——缅怀西安《国风日报》总编辑赵紫波先生□高剑夫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开始和平谈判。中国人民都希望这次两党谈判能够成功,建立起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这时,杜彦之、杨丁东和蒋曙晨等同志在西安筹办了一张《黄河晚报...     

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

<正>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髫龄奇遇王世杰于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初一日出生在湖北省崇阳县一个小山镇——回头岭白霓桥,父亲王步瀛早年经商,生意兴隆,富甲乡里。王世杰自幼聪慧异常,深得父母喜爱,家人望子成龙,期盼他将来"学而优则仕"。王世杰五岁入私塾,读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典,继以四书五经、二十     

文史博览

毛泽东舌战蒋介石 1945年8月29日,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在重庆正式拉开帷幕。曾在延安担任毛主席保卫参谋的蒋泽民最近披露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鲜为人知的内幕。 积极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蒋介石竟拿不出具体的谈判方案。这也难怪,当初他哪里想到毛泽东会真的来重庆。不过,蒋介石善于应变。他对毛泽东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国共两党八十年代的秘密谈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台湾早日回归,出台了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冲击。在中共的努力下,两岸开始了秘密交往。就在台湾方面即将派出正式代表与大陆进行和谈之时,坚持一个中国的台岛政治强人蒋经国突然于1988年1月13日病逝。这使秘密进行的两岸接触戛然而止,两岸两党正式对等谈判的美好设想也因此付诸流水,留下了世纪之憾。请看《国共两党八十年代的秘密谈判》一文。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态度

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一次谈判。对这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态度却意味深长:先是因预判中共不敢赴会而"假戏真唱"进行宣传,当得知毛泽东亲赴和谈后慌忙调整编辑方针,刻意忽视中共的影响力、淡化和谈的报道,还曲解报道《会谈纪要》的内容……这一切,实为蒋介石政权对国共和谈态度的侧面表征。     

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史略

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是1937年6月与7月间在庐山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共同抗日而与国民党进行的两次谈判。虽然,庐山谈判没有达成共赴国难的协议,但为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敌御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评《国共两党关系史》

一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评《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张勇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共两党关系史》（马齐彬主编）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凝聚了作者们的劳动和心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力作。与以往...     

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

赫尔利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奉命使华,至一九四五年九月离开中国。这期间国共两党曾三次举行谈判,每次谈判都与赫尔利有密切关系。揭示赫尔利与这一时期国共谈判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四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周恩来、顾祝同的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开始派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经过历时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国共两党最终捐弃前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与合作。此文介绍顾祝同与周恩来的西安谈判。１９３７年１月初,国民党多次电邀周恩来去南京谈判。由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毛泽东等担心周恩来去南京后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在１月初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随后,蒋介石指派于２月９日进驻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     

一九三六·国共秘谈的经过

在1935年底,国民党曾一度寻求与中共和谈。在双方的努力下,国共两党于1936年间在莫斯科、南京、上海等地,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年中共方面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潘汉年同志,他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做出了重大努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庐山会谈

1937年抗战爆发前,周恩来和蒋介石秘密在杭州举行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6月和7月,周恩来二上庐山与蒋介石就国共合作抗日举行了会谈,达成了《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都显示了相同的民族精神: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庐山会谈》一文对此作了介绍。     

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莫斯科谈判实录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期间两党秘密接触的史实,大都已公诸于世。只是对于1936年1月国共两党在莫斯科所进行的这次谈判,由于至今谈判经过及有关文件未予公布,人们知之甚少。笔者有幸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到中共谈判代表王明与潘汉年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     

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前夕的秘密接触与谈判

1936年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与谈判，始于1935年12月底，止于1936年11月下旬，前后历时11个月，反复10多次。虽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它无疑为后来双方正式谈判及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