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史记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考

北宋本《史记》皆为集解本．至南宋产生《集解索隐》二注合到本。二注合刻本的产生,开了注本合刻之例,是《史记》版本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反映了《史记》流传更加广泛,为《史记》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亦为日后三注合刻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二注合刻本是《史记》版本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在《史记》版本系统中据有特殊的地位．研究二注合刻本产生的时期及其所属版本系统．对其后《史记》版本系统的考察具有重要的价值。（一）《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考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尚未有定论,迄今为止有三说：1晚唐时期说此说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释形式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第五节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之说,打破两汉经学注释的门户之见。以后的经学家继承这一学风,摈弃墨守一家陈规的陋习,注意兼采诸家之长,于是新的注释形式——“集解”便应运而生了。经书的集解形式很快运用于史书及其它书的注释,并且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在使用。何晏《论语集解》现存的十三经旧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撰”外,汉人与魏晋人所撰各居其半,而魏晋人所注就有三部采用集解的形式,即何晏《论语集解》、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它们都不守一家之说,而集众家之解。何晏《论语集解》采孔安     

扬雄《法言》的版本与流传

《法言》是扬雄在晚年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作,是我国汉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在我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批评史、美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一为十三卷本,一为十卷本。本分别简述了它们的特点,并对它们之间的优劣有所比较。通过唐宋类书、古书旧注对《法言》的征引,考察了《法言》在宋代以前的流传情况,发现其旧本与今本之间差异甚微。     

黄丕烈、陈鳣校跋的汲古阁本《周易集解》考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善本中,有一种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该书有清陈鳣、黄丕烈、吴骞等人多处批校题跋,又经过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钱镜塘收藏、研究和手批,堪称珍本。《周易集解》自成书以来,卷数、版本众说纷纭,其中以十卷本和十七卷本两说相持不下。毛氏自己收藏有宋刻本和影宋抄本十卷本《周易集解》,按理毛氏应用此为底本刻书,但是事实上,汲古阁所刻印的《周易集解》却有不同卷数的几种版本,且与其收藏的版本关系错综复杂。本文通过研究此浙博藏本及其上诸多跋文,论证分析《周易集解》版本流传之本来面貌。     

金王若虚《尚书义粹》版本源流新探

金王若虚的《尚书义粹》是阐释经学义理的著作,明清书目中多有著录,然而或作二卷、或作三卷,说法不一;其版本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人们。随着明人李濂《尚书义粹序》的发现,其版本源流可以理清了:此书初名《滹南书义》,元代始版行,并易名《经义新式》;入明后,凡二刻,一为弘治晋阳书院刻本,一为李氏家塾刻本,均名《尚书义粹》。此外,还有明人黄谏所纂《书传集解》,将元刊本内容分别采入"集解"。至清代,张金吾又将之从"集解"中辑出,厘为八卷,仍称《尚书义粹》。此书金末问世起即成为经义科考试的重要参考,所以才有元、明两朝的多次刊刻。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版本研究述评

南朝·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在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重返中土,现今国内各种版本,可粗略地分为两个系统：丛书本和善本。丛书本系统包括《知不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古经解汇函》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善本系统保存了三种,分别为清代名家陈澧、袁廷■、王艺孙批校。     

《论语》“车中不内顾”新考

《古论语》中的“车中不内顾”,《鲁论语》中为“车中内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内”、“退”同源通用状态的时代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内”所表示的意义的变化。从语法结构、语义推衍、“内”“退”的同源通用到《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的本选择都说明《论语》原貌当依古论为“车中不内顾”。     

明南北国子监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考

《史记》诞生两千多年来,历代均有抄写刊刻,由白文无注本发展为《史记集解》单注本、《史记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注合刻本,形成了庞大的版本体系.     

读俄藏敦煌文书ДΧ.02174号札记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儒家文献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敦煌本《论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是敦煌古籍研究者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敦煌本《论语》有《论语白文》、《论语注》、《论语集解》等几种不同的类型,前人均有所研究,但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种类,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论语》“民”、“入”的实际所指与词义特点

本对《论语》中的单音词“民”与“人”的使用情况作了穷尽性的考察,认为《论语》“人”的词义主要指称“有仁德与才能”、“在位”;“民”的词义指称在“知”和“地位”上处于“下等”的众庶。“民”的词义特点是“下”,“人”的词义特点是“上”。这种“下”、“上”的区别反映出的社会现实是：在春秋时代,孔子与弟子有仁德,仁人、贤人、善士、人才有贤能,但不在位;而居于上位的君王、诸侯、卿大夫大多“不仁”、“不德”、“不贤”。众庶则处于为“君”所“使”的“低下”地位。     

《长安志》对《水经注》“交水”条的割裂与曲解

水一支穿过神禾原人工河道与御宿川大河 (唐称福水 ,后称氵高水 )交汇 ,称交水 ,西入沣。古本《水经注》如此记载 ,今本《水经注》无。《长安志》引《水经注》时 ,将二水交汇为交水句与交水段割裂 ,作为福水源头 ,曰“福水即交水也”,曲解了《水经注》的原义 ,在学术上造成混乱。后世以氵高水为交水者 ,其源盖出于此     

《孔圣宗师出身全传》考论

《孔圣宗师出身全传》是中国古代唯一以孔子为中心人物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它比较严格地遵照史载．将一人言行编成若干故事,演为传记小说,此为首创,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亦属罕见。用通俗小说体例来展现圣人生平与思想,在孔子形象与儒学传播史上意义非凡。但《孔圣宗师出身全传》版本稀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罕为人知,鲜有人论及。本文就该书的体例结构、题材本事与“全相”模式的来源,及其对孔子形象的传播影响略作考论,认为《孔圣宗师出身全传》“年谱式”体例借鉴了《阙里志．年谱》,题材主要出自《孔子家语》,“全相”模式深受《孔子圣迹图》的影响。《全传》使孔子形象与思想更利于被普通百姓理解、接受,具有独特的传播优势。     

浅论孔子的人性观

历年来,对孔子人性思想的研究,往往从善恶的角度去立论。其实,统观《论语》全书,孔子并未言明人性是善还是恶,而是从人本质属性的角度去理解的,即人的自然欲求性。同时,在自然欲求性的基础上,孔子的人性还兼有引人向善的意义。孔子提倡在自然欲求性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和良好习俗的熏染,达到引人向善的目的,从而实现自然之性向道德之性的升华。     

目录学视野下的《论语》变迁

伴随《论语》在儒家经典的地位的上升,以目录学为观察视角探析《论语》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为一个固定类目,梳理《论语》类目在目录著作中的分合衍化,在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后,由《论语》类目发展为＂四书＂类目的脉络。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版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于、《孔子诗论》和《毛诗》在版本方面的关系。     

Translating the Mas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in Paris in 1687 represented the apex of the syncretic effort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atholicism started by Matteo Ricci more than one century before. The present study draws attention to the heart of the text, which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Confucian Classics: Daxue (The Great Learning), Lunyu (The Analects) and Zhongyo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here the contribution of 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 appears to be predominant.

This article will firstly offer an updated biography of Intorcetta and his mission to Europe. Secondly, it will summarize the long process that l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Finally,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former translations and those published in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this study will attempt to extrapolate and deter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Intorcetta, focusing especially on the way some key concepts of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in general were rendered.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困学纪闻》元刻本考述

《困学纪闻》是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撰写的札记考证之文,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在元代有两种刻本,一种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完备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一种是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不完备的刻本。清代藏书家多怀疑他们手中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为明刻本,而无序跋本才是真正的元泰定刻本。但是通过考察、分析中日藏书家的藏书志,《困学纪闻》在元代确有前述两种刻本,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刊刻时间、版本形式不同,真正的元泰定刻本现藏日本,国内所藏元本只有无序跋本,而所谓的“元泰定本”其实是明翻刻本。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