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谈判

1935年冬,中共中央建立了西北联络局,由李克农担任局长。西北联络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习仲勋对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前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反击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一场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鏖战。习仲勋作为西北野战兵团(后为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临危授命,参与部署指挥延安保卫战,全力协同彭德怀指挥转战陕北,运用"蘑菇"战术,以少胜多,共同创造了陕北作战"三战三捷"的战争奇迹,有力打击了进攻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他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加强军队纪律教育,大力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全力支援战争前线;参与发起新式整军运动,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艰难的转战陕北作战中,习仲勋显示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为中共中央取得转战陕北的胜利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在山西临县——读史笔记（连载）

<正>载入史册的后方保障走进中央后委所居住的三交镇十多个村庄,我们就能看到许多忙忙碌碌、口音不同的外乡干部,听到架有天线的窑洞里传出电台嘀嘀嘀的呼叫声。充当着中央“耳目”,担负着中央后方保障工作和参谋部工作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为协助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做了多少十分重要的工作啊！翻开厚厚的《叶剑英传》,其第二十二章就专门记述了中央后委的下述工作：通讯联络工作。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就离不开通畅的中央与各战略区的电讯联络网。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20世纪30年代初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长征落脚点。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     

北线统战:解除红军后顾之忧的三次谈判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北线统战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在北线停止内战的战略目标,解除了中共中央卧榻之侧的危险,稳定了西北根据地的北方战线,为红军东征和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北线统战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对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后的北线统战,作者披沙拣金,耗时十年,将积累的有关史料汇集成文。继2018年第11期之后,本期刊发其中的第二部分,讲述赵通儒与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的三次谈判。     

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回到国内,秉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旨,他在统一战线及持久战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共中央相左,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六个统一"等。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请看《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一文。     

朝鲜停战谈判的幕后英雄李克农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同美国面对面的外交斗争。为保证这场斗争的胜利,中朝两国商定,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领导,指定李克农为中朝联合代表团的第一指挥官。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在与朝鲜领导人联系协商后,处理谈判中的多项问题。     

忆毛主席看望柳亚子并游赀颐和园

1949年建国前夕,我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作,担任便衣保卫队第二区队第一分队分队长。这支部队直接受李克农部长领导,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副指导员沈平。按照李克农部长指示,我们便衣保卫队负责中共中央驻地香山至西直门公路沿线的警卫工作。在香山、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设     

毛泽东与红军东征

毛泽东一生对山西的革命和建设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但真正踏上山西这片黄土地却仅有时间不长的两次。然而,这两次都是在中国革命发生战略转折的关键时期。其中一次就是在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行动,至今已整整60周年。 挥师东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逐步向晋中、晋东南、晋西北发展,以便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认为东征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到外线去打击阎锡山部,调动其在陕北的4个旅兵力,借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红军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瓦窑堡会议统一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指导思想。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宣布:“打倒阎锡山,开通抗日前进路;打倒阎锡山,解放山西。”并命令以红一方面军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     

艰苦转战会师陕北──红二十五军长征概述

艰苦转战会师陕北──红二十五军长征概述文／路海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开始战略转移,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胜利到达陕北,历时１０个月,行程４０００余华里。它是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战略转移,是中国工农红...     

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

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这叫打的什么××仗”!

近见人民公安报最新报道吕出、徐学章谍报小组,在内战中期受刘伯承部派遣,打入西北、西南王胡宗南电台、掌握核心报务,“先后给延安我军情报部门发送胡部绝密军情近千份。”制敌机先,大获主动,他们的工作有多重要？公安报这篇文章认为,在二战情报史上,如此出色的谍报活动,仅此一例！试看高级将领的反应,即可知一二:“对此,中共中央情报部最高领导人李克农将军曾经动情地评论说,他们的作用顶得上一个师、一个军,应该给他们发大勋章。”彭德怀、习仲勋在取得西北决战胜利的扶眉战役之后说:“对这几个青年人要黄金给黄金,要多少给多少,对他们在…     

史实与学理：再析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地

通过对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数次改变长征目的地的过程的梳理,可知创建新苏区和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是中共中央确立长征落脚点的两个核心指标。在哈达铺期间,中共中央虽然通过获取的《大公报》等知晓了红二十六军创建陕甘苏区的情况,并确定了向陕北进军的方针,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创建新苏区与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口号,并详细分析西北地区对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性,正式决定以陕北苏区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枣园革命旧址

枣园革命旧址即中共中央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10公里处。枣园又名“延园”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土地革命时期归农民所有。1940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中共中央驻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因此,枣园     

我和周副主席在一起

1935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在新编师任指导员。那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正在陕北“剿共”。我们和东北军打了几仗,俘虏了许多东北军官兵。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训练俘虏兵,并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由于我们人手少,所以工作十分紧张。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一段史实

正陕北有一首唱响全国的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是"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句歌词,不光是陕甘老区人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一段史实。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产生了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正规红军,加上被隔绝于陕西最北端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地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     

彭德怀与胡宗南的生死较量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北,地处中国东西部接合处,地势险峻,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就有“欲统中国,必据关中”之说。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在此胜利会师,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制定战略决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从此,陕北地区成了闰共两党军事较量的竞技场。其中彭德怀与“西北王”胡宗南之间的较量,构成了西北战场上国共较量的主旋律。     

和东北军官兵交朋友

1936年,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在陕北“剿共”。当时,我在中共中央警备营任政委。营部驻在离延安只有7．5公里的安寨乡,距东北军的驻地不足10公里。     

“共产党特务”李克农

毛泽东说：“李克农对党是有大功劳的！”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李克农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美国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宣布休假三天,庆贺一位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李克农是一个颇带神秘色彩的人物……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一、斯诺来陕北,周恩来替斯诺拟列了一个92天的采访旅程 1936年7月初,著名的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在白家坪红军前方司令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时对外称＂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我们也相信你能如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