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苏军驻旅大防务纪实

1955年,中苏达成移交旅大驻军防务的协议。两国军事代表团历经七次联席会议,较圆满地解决了苏军驻旅大地区防务的交接问题。这段史实,在中苏两国、两军友好合作的史册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回忆。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

<正>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

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带动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客观地看,这些成果不仅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人云亦云"的倾向。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指此间两国围绕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展开的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关系必然产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响。总的来看,两国能够从反法西战争大局考虑,着眼于最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无法消弭的,并影响到抗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共问题的影响。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从中苏结盟到中苏谈判(1945年),中共问题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两国关系,以至造成两国关系的曲折。我们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抬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但也要反对忽视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这一期间中苏关系的实际。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

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比较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

中苏均视日本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将对日政策置于各自远东外交政策的首位,因此在两国谈判中优先处理中日关系与苏日关系,结果导致中苏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与苏联合作抵抗日本,中国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简言之,中苏各自的对日政策,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     

强权政治下的悲剧(续)——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四、莫斯科会谈苏方咄咄逼人中方步步后退 根据美苏两国事先约定的时间表,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率中国代表团一行14,于1945年6月27日,乘坐美国专机离开重庆飞往莫斯科,开始了为缔结中苏条约而进行的具体谈判的艰难历程。 由于期间插入了波茨坦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的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月30日开始到7月12日结束,中苏双方共进行了6次会谈。参加这一轮会议的中方代表有: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往一直保持平静的边境地区也开始出现紧张局势。有鉴于此,中方主动提出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却被苏方拒绝。一直到1964年年初赫鲁晓夫发起新一轮的"和平攻势"后,苏方才接受中方建议,开始第一轮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纠葛、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也未能签订任何协议,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过,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所取得的经验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新疆建设的里程原告——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在新疆创办股份公司述略

新中国刚诞生,开办中外合资企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中苏两国创办的石油、金属、民航三大合资股份制公司,是中苏双方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也是新中国对外开放的有益尝试,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与民航事业的坚实基础,成为矗立在新疆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李丹慧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     

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

谈到中苏关系,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中苏两国在对抗了30年之后,于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概略的表述,两     

中俄解密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曾四度与他进行会晤。这四次会晤成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分歧、从分歧到争吵、从争吵到决裂的标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作为中苏两国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他们年龄相仿,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交往给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1964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矛盾激化。但在1964年时因赫鲁晓夫下台,中共认为有了令两党两国关系出现转机的可能,为此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然而这次访苏是一次地道的踏雷之行,其结果是彻底终结了两党的关系,并成了中苏两国高层领导最后一次的集体会面,导致中苏关系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25年之久。《1964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一文披露了经过。     

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

中苏两国"蜜月期"文化关系与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50-60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中苏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苏文化关系进入"蜜月"阶段.     

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使中断三十年之久的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是值得庆贺的。它使我们联想到四十年前曾为中苏友好作出重大贡献的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王稼祥,安徽省泾县人,1925年留学苏联,先后在莫斯科     

张曙光著《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和中苏同盟》

中苏同盟的兴衰 ,在冷战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2 0世纪 40年代末 5 0年代初 ,中苏两国在同盟形成之时都曾宣称 ,它们之间的“兄弟般团结”是“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然而 ,不过十年间 ,中苏同盟关系已出现了严重裂痕。到 60年代末 ,两国关系甚至达到了反目为仇、兵戎相见的地步。中苏同盟的瓦解对冷战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它不仅实质性地改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峙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及制度对立的性质 ,因而使得冷战在 60年代末 70年代初以后演变为一个同常规性国际对抗有着更多…     

邓小平七会赫鲁晓夫

邓小平一生中八次到苏联,其中七次都是与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打交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党逐渐产生分歧,进而在60年代演变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党关系的中断和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为加强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邓小平往返于中苏两国,以其聪明的才智,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苏论战中,邓小平作为中方主帅之一,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中苏两国各自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开始调整相互之间极不正常的关系。本文试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两国关系调整的艰难曲折过程。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