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S2620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

敦煌文献 S2620号(图一),《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题为《大唐麟德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此件放大照片、台湾出版黄永武博士主编的《敦煌宝藏》,拟题均同。英人翟理斯所编《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7037号,题为《大唐麟随历》,"随"系"德"之误释。众口烁金,确乎为历书无疑。笔者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反复审览,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历书,更不存在是所     

“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再讨论

根据吐鲁番台藏塔新出《永淳三年历日》和其他文献材料,唐代早期历日应定名为“历日”,而非“具注历日”。“历日”作为历书的自题名一直使用到唐武宗时期,自唐僖宗时期以后则使用“具注历日”。唐前期官颁历日历注中已有吉凶宜忌的内容,全国范围内的历书形制基本统一,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     

《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

<正>以1920年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发表为嚆矢,敦煌变文的研究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其中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以下称《校注》)后出转精,汇聚最全、校勘最精。然由于《校注》的主体完成于敦煌文献重新大规模出版之前,不少文献,尤其是《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称《俄藏》)未能见到,因而缺漏在所难免。以下便是笔者在调查《俄藏》过程中     

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曾出土两件唐代写本具注历日。一件出自二一○号墓(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73—76页),一件出自五○七号墓(载同上书第五册231—235页)。虽残破过甚,但均足唐代早期历书实物,对研究初唐历日制度和历书内容的演进,仍堪称珍贵。     

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

（一）早在１９４３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发表《沙州归义军始末》,提出曹仁贵为曹氏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问题。①１９８０年,日本出版由众多敦煌学家共同编写的煌煌巨著《敦煌讲座》,在第二卷《敦煌历史》中,这一观点被认可,特别是由当时的青年学者森安孝夫所写《回...     

张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献与敦煌学研究

1946年至1948年,张舜徽先生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教学、读书之余,他凭借地理之便,积极搜求西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最终利用敦煌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撰成了《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校勘记》是张先生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对研究《说苑·反质》有所补益,对后世研究敦煌学文献、开展文献学理论探讨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

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马德（一）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经洞文献重新面世;１９０９年,我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等整理刊行《沙州文录》,①其中《大蕃故敦煌郡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使敦煌阴氏与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关系逐渐为世人所认识。１９５９年,金维诺先生发表《敦煌窟龛...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释文补正

吐鲁番阿斯塔那341号墓出土1件唐代历书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第130～131页)。历日虽仅存5行,且文字不全,但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唐代历书实物。残历经整理已发表释文,笔者不揣谫陋,特试作补正。为便于讨论,兹将原释文和注释违录如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补

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太公家教》残片的辨识,笔者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一文发表,该文以《俄藏敦煌文献》为重点调查对象,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8件.此后笔者在调查《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等敦煌文献时又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6件,另有《俄藏敦煌文献》之Дх3111号和Дх4251号2件,本文即对这8件藏品略作介绍,并就其与已认定的《太公家教》写卷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晚唐五代敦煌种植棉花辨析——兼答刘进宝先生

刘进宝先生《唐五代敦煌种植棉花研究》一文,对拙作《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有关论点提出异议,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緤是毛织品,官布中有褐类官布,官布为入官之布。根据敦煌文献的有关记载,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使用的緤是棉布,而官布是棉布中的一个品种,不仅上缴官府,而且在寺院、民间大量使用,作为毛织品褐没有官布的称谓,官布昌褐内接,是指将官布和昌褐缝接在一起。     

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补校

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敦煌变文,是民间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由于敦煌变文在文学和语言上的巨大价值,早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1957年,王重民等六位敦煌学老前辈把散佚在伦敦、巴黎及国内各地的单篇变文汇集整理成第一部集大成的敦煌变文专集——《敦煌变文集》,从而给敦煌变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苏联所藏的变文写本,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未能在国内刊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绍良、白化文二先生编《敦煌变文论文录》,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

丹麦皇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一直不为国内学界所知。1985年,我有机会到哥本哈根调查了这些写本,并承该馆东方部主任K. R. Lauridsen夫人以此目和全部写本缩微胶片相赠。现征得她们的同意,将此目译出,以供国内治“敦煌学”者参考。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卷子散布在国内外许多公私收藏者手中,因此,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第一步就是编目。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收罗最富,嘉惠士林。自《总目索引》出版以来,又有许多收藏单位刊出了他们所藏的敦煌卷子目录,如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麟馆、敦煌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上海图书馆、敦煌县博物馆等,北京图书馆又编印了《敦煌劫余录续编》,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就目前所藏编制了目录并影印出版,此外,甘肃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将刊出他们所藏敦煌卷子目录,再加上这里翻译的丹麦皇家图书馆馆员彼得森(Jens O. Petersen)先生编撰的该馆所藏敦煌卷子目录,就为我们将来编制综合详尽的《敦煌遗书总目》打下了基础。     

《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校记

《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校记徐在国吴福熙先生的《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版,以下简称《校注》）是敦煌文献丛书之一。全书由录文、校注和论述三部分构成。我们通过核对敦煌原卷（详台湾黄永武博士主编的《敦煌宝藏》,共１４０册...     

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

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书中汇集了王尧、陈践二位先生从法国《敦煌吐蕃文书选集》一、二两辑中所选译的藏文文献,并收有译者的考释文字。把敦煌所出的古藏文文书译为汉文,以利于更多的研究者阅读和研究,这是我国学术界共同的愿望。《文献选》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个进展是与王尧、陈践二位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S2440_7号文书以“剧本”定性拟名之质疑

S2440_7号卷子背面第二件文书,内容略叙释迦牟尼之出生及出家修行,基本为七言韵文。此件文学作品属何种体裁,尚无定论,亦未经学界充分研讨。王重民先生遗稿中有1938—1939年赴英时的此号全卷录文,原拟题目作《八相押座文》,复有《佛本生经?》的旁注。后来饶宗颐先生《敦煌曲》中复有校录,但未拟题定性。日本金冈照光先生《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中拟题为《悉达太子赞》。任半塘先生《唐戏弄》也收录此文,虽题为《太子成道经》,但又明言其性质为“关于剧本之资料”。另外,近年我国音乐舞蹈史的     

日本敦煌文学研究成果与方法之考察

北海道大学石壕晴通教授醉心于汉训读与敦煌献的研究,成就非凡,素为学界敬重。由于他是日本敦煌学大师藤枝晃教授的乘龙快婿,对藤枝晃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业绩的整理,孜孜砣砣,不遗余力。而我与外子也正致力于先师潘重规教授有关敦煌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工作,情境相似,对石蟓先生尤为感佩。明年春,先生即将退官,学界特筹划编纂《纪念论集》,征稿于我,本人因执行《百年来敦煌学研究之述评与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划,正拟针对日本学界对敦煌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进行考察,乃以此为题,撰写论,既可资先生退官之纪念,又可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唯以囿于识见,且僻处海隅,资料搜寻不易,墨漏讹误,自知不免,尚祈博雅方家,有以教之。     

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

俄罗斯所藏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文献多为七八百年前的古籍,今保存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价值珍贵。内有历书多种,其中有印本汉文历书,也有手写本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近几年有幸参与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工作,在圣彼得堡查阅了大量黑水城出土文献,其中包括汉文历书。因这些历书皆为残片,研究考证困难重重,加之笔者于历法尚属初学,研习琢磨,     

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

前言1983年底,土肥义和氏发表了《唐天宝时代敦煌县受田簿断简考》一文,对1980年他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查阅敦煌资料时于未整理文书断片中发现的敦煌县受田簿断片(S8387号、S9487号、计存五行)加以详细考查,在和吐鲁番文书中神龙三年高昌县点籍样等对比后,认为本断片就是由县将各户给田文书类进一步整理后的文书。他认为,文书记载的“受田廿亩”或“受田廿三亩”这一田土额,相当于在点籍样上特别标出的受     

求实——评水原渭江《中国学术界在敦煌舞谱解读研究方面的最近动向》一文

日本学者水源渭江的《中国学术界在敦煌舞谱解读研究方面的最近动向》一文在本刊1990年第2期(总18期)发表后,学术界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王克芬先生《求实》一文即表达了她本人对水原先生上述文章的不同意见,现刊登于此,欢迎学者们继续争鸣.王克芬,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舞蹈分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古代舞蹈史话》、《中国舞蹈发展史》等。     

《白雀歌》新校并序

《白雀歌》是历史上西汉金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王重民先生在发表于1935年12月出版的《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六期上的《金山国坠事零拾》一文中,据本为一卷而被撕裂为二的P·2594和P·2864卷背,首次校录了这篇名作。王重民先生的这篇文章,在他含冤去世之后,又被收入他的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4月出版的《敦煌遗书论文集》。然而,王重民先生的录文,一方面,刊于《北平图书馆馆刊》者与收于《敦煌遗书论文集》者,互有出入;另一方面,前后两次刊发的录文,与所据原卷相较,校勘均有未妥之处。特别突出的是,所据原卷上《白雀歌》尾部的“乙丑年二月”等几行杂写。如同李正宇《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敦煌研究》1987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