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神权法说质疑

夏、商统治者经常宣扬“天命”、“天罚”,实施“神判”,有人据此得出了夏、商是“神权法”时代的结论。此说值得商榷。其一,“神权法”是维护神的法,而不是利用神的法,“神权法说”的理论依据是不正确的;其二,夏、商时期,神权不独立,宗教不发达。不存在形成“神权法”的政治和社会心理条件;其三,夏、商时期,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都掌握在王的手中,法律以维护世俗权力为核心,这样的法律不应是“神权法”;其四,“天命”、“天罚”是法律思想,“神判”是审判方式,法律思想和审判方式都不能决定法权本质,“神权法说”的论据不能说明其论点。严格地说,夏、商法律是“俗权法”,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规定了这一点。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千佛变所反映的是末法思想。辽代有1052年“末法住世”思潮,敦煌曹氏与辽有交往,发展到曹宗寿、曹贤顺初期二地更是关系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便传到敦煌,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在敦煌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敦煌佛教教团便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为代表的措施,表达了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即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可能封闭于曹贤顺初期(公元1014—1020年)或稍后。     

《黄老帛书》的法治思想

对于《黄老帛书》(以下简称帛书，引文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为底本，只注篇名)中有关法的话语，学界较多地重视“道生法”命题的解释，表现为对帛书所设定的“法”的合理性依据的关注，而对其中的法治思想一向缺乏必要的讨论。本文欲补其缺，对帛书法治思想的具体内容作初步的挖掘和整理，以作抛砖之用。     

岑毓英军事思想试析

岑毓英的军事思想大体形成于处理“内乱”和应对“外患”两个时期。处理“内乱”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和运用“先东后西”和分化瓦解等战略战术;革除军队积弊,主张易勇为兵和事权统一;重视粮饷和将领、兵源配置;主张用近代军器;杜绝鸦片影响军队等。应对“外患”的军事思想主要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去看,战略方面是海线上“积极防御”和陆线上“击法防英”;战术上表现灵活多变,不拘旧法等。     

荀子的社会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的性恶论是其社会道德教育思想的立论依据,“礼”、“法”、“乐”是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而义利统一、礼乐一体、明刑弼教则是基本的实施途径。荀子的社会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社会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在观念及方法论原则上均有着有益的启示。     

论坛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本文通过“论坛法”这种具有广泛内涵和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努力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章学诚与清乾隆《永清县志》

清乾隆《永清县志》是章学诚亲自撰修的众多志书中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部志书。本文通过对此书的解读 ,剖析章学诚“写史重意”的方志义旨、“恪守史法”的志书体例、“备国史要删”的修志目的 ,以探讨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     

道家旅游思想刍议

一、道家旅游思想的形成及其背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老子》一书中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为以“回归自然”、“恢复人之本性”为核心的道家旅游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并在其著作《庄子》中以“游”述道,主张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其中的名篇《逍遥游》就集中而且是系统地表达了道家的旅游思想.《逍遥游》通过“鲲”化作大鹏从北冥万里游历到南冥途中的时空感受和经历,提出了旅     

“心治”“身治”与“法治”——析法家政治思想中不可解的内在矛盾

对法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建国以来,已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尽管“四人帮”时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儒法斗争史”,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对法家政治思想的理性探讨。只是,这种研究,却存在着不少令人怅然的缺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只看到法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却极少注意这种思想与现实之间足以泯灭其进步意义的激烈冲突;只赞美它的革命性,却无视其思想结构中无法排解的足以抵消其革命性的内在矛     

论《左传》的政治思想倾向

传统的观点把《左传》看作儒家经典,说是儒家学派的政治教科书,《左传》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过去有人从经学角度考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或说“左氏不祖孔子”,攻讦《左传》不附合经意,两汉今文经家即力主此说。近人有认为“《左传》作者固兼有儒法兵三家思想”的。此外,称《左传》是兵书的亦有人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左传》思想不是正统的孔孟学派,而更多地倾向于荀子学派,兼容了法、兵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如果摒弃今文经家的偏见,对“左氏不传春秋”的内容极易理解。因为,《左传》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它的政治思想倾向正反映了战国前期魏霸鼎盛、王者未兴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适应变动了的潮流,承认现实变     

李贽思想研究的时代性探究

二十世纪以来,对李贽思想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五四运动时期,李贽是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的时代先驱;二、文革时期,李贽则成为“尊法反儒”的旗手;三、改革开放以后,李贽思想研究呈现多元化倾向,李贽思想被赋予各种现代价值观念。对李贽思想的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能够反映历史认识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写成了《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其实 ,杜预读《左传》成癖 ,主要原因是《左传》以礼治国、从政务实、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法制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作者兼有儒、法、兵家思想 ,但以儒家思想为主 ,杜预也是如此。他为《左传》作注 ,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即“立言”和“立功”的统一     

浅析《孟子》“仁义”思想中的“义”

孟子的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纳入“义”,将“仁义”并举。为何孟子思想中多出了“义’,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了“义”,以及“艾”的内容是什么,本文从以上几个问题出发重点探讨《孟子》“仁义”中的“义”。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在我国法制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礼治”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封建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因其历史上的功过对我国当代法治有所启示。本文在探讨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治”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法治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礼治”思想提出了几点建议。     

传统史学“实录”思想在汉唐间的发展

两汉时期,“实录”一词藉由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而提出,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实录”思想的内涵做了最早的理论阐述,标志着“实录”思想的正式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围绕《史记》究竟是“实录”抑或“谤书”的争论屡次出现,由此引出“实录”与“任情”,“实录”与“避讳”两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而裴松之、刘勰等学者围绕两者的探讨则推动了“实录”思想的丰富。至唐代的刘知幾,在继承前人“实录”思想的基础上,既从理论上回答了“实录”与“任情”及“避讳”的关系问题,又在实践上按照历史书写的逻辑顺序,就史料、文体、撰述等历史书写问题提出具体方法,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了“实录”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历史文化底蕴

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和合”思想及诚信原则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架起了一座引桥。     

《太平经》社会和谐思想之现代启示

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意蕴深长的“和文化”思想。主张和谐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特点,更是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太平经》的思想就是沿着“和”文化的传统,在东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地方志如何破茧化碟，创新发展

阐述株洲市地方志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调研和探索,提出破思想坚冰,刷新地方志工作理念;破“法不责公”,实行依法依规依政修志;破体制机制障碍,建设“专家型”修志人才群;破“两本书主义”,拓宽地方志发展领域;破“低保线”困境,实施地方志现代化大提速。     

《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