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信仰·再现:辰巳山庙会研究——以鲁中三镇缠足女性信仰生活调查为中心

缠足是中国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通过田野调查方法针对其信仰生活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2009-2011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博山区池上镇、博山镇缠足女性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对辰巳山及周边地区信仰风俗的调查,以及对由缠足女性及其亲属使用、保存的庙会手抄经卷的分析,尝试勾勒出当地缠足女性信仰生活的基本面貌,并揭示其在信仰习俗传承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乡村庙会传说与地方社会的建构——以明清时期襄汾黄崖村华佗庙会为中心

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中,传统的乡村庙会仍是村民的日常事件之一,围绕着庙会有一系列鲜活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明清时期襄汾县龙澍峪华佗庙会相关传说的分析,得出乡村庙会传说是村民对其生活空间的一种想象与建构,是村民对自己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的表达——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

作为村落社会中"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会及献戏活动更多表现为参与者对生活体悟和理解的表达。对村民来说,庙会献戏也许并非"非常"态生活的唯一表达,但对于庙会献戏来说,生活现场却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可以说,没有合适的生活现场,就不会有庙会及献戏活动,所以我们要理解庙会献戏就必须回归到参与者的生活现场,解读村民基于生活体悟赋予献戏的多重意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     

民间记忆方式与社群关系的成长——以一个江南乡村庙会为例案的跨学科考察

芝村龙蚕会存储了诸多民间记忆,在跨学科的对话中解读这些记忆,是阐释近世以来芝村社群关系的可能途径。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中,庙会生活的一个独特侧面是其加强、象征和映射了一定的社群关系,但它终究只是一定区域内可以为其他社群共享的化资源,所以社群关系的持续稳定状态,根本上倚赖其独享性的区位、经济和社会生活资源。     

传统庙会与农民闲暇生活方式——以胶东P市为例

传统乡村庙会是农民从事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但是庙会一般在农闲时节举行,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休闲娱乐功能。分析庙会中的消费、宴请、娱神、唱戏等四种休闲娱乐方式,有助于理解庙会对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庙会不仅为农民创造了集中放松、休闲娱乐的机会,也实现了跨出村界的社会交往,促进更大范围的社区认同与凝聚,构筑了一种区域性的社会网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以陕北地区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庙、庙会、仪式与神圣感——以泰山王母池为例

庙宇信仰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信仰形态、组织结构入手1,或者以信仰作为分析地方社会的切入点2进行发挥,多有卓识。本文不揣浅陋,尝试直接面对庙宇中的神灵信仰本身,试图分析在王母池道观内,神圣如何自我呈现,信仰如何被唤醒;人的活动在神圣感的生发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泰山王母池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由泰山管委宗教处统辖,主祀王母娘娘。常住坤道五人,另有挂单道徒若干。泰山庙会是一个庙会群,会期集中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庙会消亡境遇中的民间传说——以山西文水县武则天民间传说为例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载入史册的女皇帝,学术界一般从所谓正史对其进行评析。笔者试图从至今流传于山西文水的传说对其进行解读,并解析缺失庙会这一载体,传说是否仍具有生命力。最后得出结论：庙会的存在与否对传说的传承并不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地方政府与乡村庙会—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河北农村地区,民众有着举办庙会的悠久传统。乡村庙会既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制约。从抗战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对乡村庙会采取的具体政策虽然与时俱变,但总体上体现出双重态度：一方面,认可庙会的一些积极功能,因而在实践中会支持庙会的举办;另一方面,对庙会上的敬神拜神、铺张浪费的现象持反对态度,并运用各种方式试图改造之。这种双重态度的出现,既和庙会的多重功能有关,也和地方政府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中心工作的策略有关。     

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

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也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女性从整体上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这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制限。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以海城庙会为例

辽宁省是多民族的省份,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省各族人民的创造力、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和谐辽宁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加强对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本文以海城庙会为例,对其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在借鉴国内外非物质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前提下,结合海城庙会的文化特色,进一步提出和总结了保护与开发海城庙会的相关策略和方法。     

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

上海拆城案是在清末自治运动兴起、城市商业发展、与租界竞争以及城墙自身功能消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议案从提出到最终执行,几乎经历了整个清末民初自治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前期激烈的争议和后期犀利的施行阶段,形成了"拆城以利通商"和"保城以卫家园"对立的两派。拆城派大多属于商人领袖,具有新学背景,而保城派则主要是拥有传统功名的地方士绅。在两派激烈的争论过程中,随着时局的演进,保城派逐渐由强势转为弱势;反之,拆城派由弱转强,从而完成了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新旧群体权势的转移。     

民初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

以尊孔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民初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其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集中体现在政策缺乏连续性、理论宣传的内在矛盾、民间资源借助不力、舆论氛围恶化四个方面。探究其败因得到以下启示:1.政策的连续性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前提;2.内在机理完善的理论宣传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基础;3.有效借助非政府资源是德育教育成功的保障;4.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关键。     

女性与社火关系演变初探——以晋南为例

传统时期,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生困守闺阁,社火是其为数不多的能够合理合"法"走出家门的机会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获得了解放,她们从只能作为社火表演的观众,到近代以来成为参与者,进而成为表演的主体,这其中究竟经过了怎样的变化?本文将以有"社火之乡"美誉的晋南为例,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女性与社火的关系进行个案分析,探索女性参与社火的过程。     

民初北京政府的治国困境——以减政主义为中心

因为财政支绌,减政主义一度成为民初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然而,在民初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非但减政政策执行不力,还损害了其他政令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减政政策是北京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因为一旦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然会激化各种矛盾而不利于初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甘冒风险推行减政主义则正是民初北京政府深陷困境的集中体现.     

现代体育精神的启蒙和实践——以清末民初的江苏为例

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中国举办,不仅仅是21世纪中华体育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且也展现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伟姿态。此时此刻,回眸自20世纪初以来的志士仁人为强健国人的体魄、开导现代体育精神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则更能使我们从“世界识见”中去领悟体育在陶铸国民素质和振奋民族精神中的巨大作用。     

论清末民初语言的“日化”现象——以鲁迅作品为例

清末民初盛行通过日译本转译西方著作,汉语中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汇和句法。笔者认为,比起一直以来通用的“欧化”的说法,把此现象称为“日化”更为贴切。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具体“日化”语言实例为证,论证了“日化”的语言事实。对于“日化”语言一直以来遭忽视的现象,笔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汉字等方面分析了原因。     

《申报》广告中的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以1912—1919年为例

《申报》是近代上海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它的广告内容丰富多彩。通过对民初《申报》广告的考察,可以发现上海社会生活的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明显融入了西方新元素,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呈现“中西融合,善恶并存”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村志编修的分析与思考——以广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的村志编修实践为中心,通过深入分析村志编修的背景、编修模式、编修人员构成以及内容体例,探讨当前地方志工作机构对村志编修工作的管理思路。从明确修志机构的角色定位、尊重村志编修独特性、承认村志形态多样性三个角度考量,地方志工作机构对村志编修工作的管理、指导、服务应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