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的外交政策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名的航海家。他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的28年间,7次率领船队远航,到达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区域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27000余人、200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在当时,其航海船舶数量技术之先进,     

明初社会转型与郑和下西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已经出现社会转型的现象,即从封闭式的封建自然经济转向相对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这种社会转型对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大政方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以往向周边国家宣示国威的传统,而更多地呈现出沟通列国,广交友邦,互通有无的经济思想。郑和下西洋则是这种社会转型与新的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学术界对此尚无深入探讨。本文在此抛砖引玉,略述孔见,希冀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     

郑和下西洋的造船厂小考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后,直至明成祖朱棣,为了加强国防,抵御倭寇从海上入侵,发展航运,加强中外海上交通及对外交流,南京的造船业得到迅猛发展。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的经贸活动

一、郑和下西洋的贸易动机 郑和下西洋是一次政治远航,其主要动机是播扬国威,怀柔海外诸邦,以巩固政权,提高明王朝的政治声望。但是,这并不妨碍郑和下西洋同时也是一次经济贸易活动,附带有以下经济贸易动机。     

郑和下西洋实行和平外交的原因探析

郑和下西洋是中外历史上友好交往的典型事件。史学界对于这次和平外交的认识以论述史实及评价产生的作用为主,而对其产生的原因谈得不多。分析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寻找该事件具有和平性质的起因,既有利于澄清认识,证明史实,又可以推动中外友好历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

本题目,至少涉及如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第一,如何客观定位郑和下西洋历史地位和意义?第二,联系中国一东南亚关系互动这一专门视角,郑和下西洋对其历史发展及当今现实,到底有何借鉴作用?     

从陶瓷考古看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自20世纪初即在国内展开。而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的探讨,也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不断丰富的背景下逐渐深入。那么,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西洋诸国间是否真的存在着繁盛且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在对私人海上贸易严厉禁断的情况下,仅存的以国家关系为前提的朝贡贸易及在郑和船队主持下的民间贸易,究竟是海上贸易的巨大拓展还是萎缩本文即在这样的疑问下,尝试通过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人员配置、航行规模以及主要活动的文献记载等,结合考古材料的发现,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进行再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试说郑和七下西洋与气象的关系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近三万官军、历时长达28年之久,成功地七下西洋。在人类航海史上,谱写了一首永远值得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壮丽海上史诗。     

“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综述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推动和平外交、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由中国侨联、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支持的“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于2005年5月17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西湖宾馆举行,论坛主题为:“热爱和平、睦邻友好、合作发展”。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从事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嘉宾共300余人参加了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出席了论坛开幕式,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致开幕词。出席论坛的还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洋文学

郑和下西洋活动,大大促进了明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海上对外交通的繁荣,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大了人们的眼界。随着人们对海洋的进一步深入了解,更激起人们探索海洋的兴趣,进而大大推动了明代海洋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继宋元海洋文学发展之后的又一座高峰。明代海洋文学产生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因而它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古人海洋活动的再现,是古人生命活动的有机组成,海洋文学创作活动与创作者的视野相互关联,并通过海洋文学的体裁和题材得到深刻的反映和艺术的再现。本文就此作初步探索。     

酒与航海、郑和下西洋的关系

2009年11月12日,中国深圳远洋运输有限公司的“富强轮”继“振华号”远洋货轮之后,再次击退凶残的索马里海盗进攻,安全地逃脱海盗魔爪,中国船员不畏强暴的精神,不仅仅受到交通运输部和中运集团的高度评价,更得到世界各国海洋运输同行的赞扬。     

郑和下西洋对明代福州经济的影响

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间,郑和七次率领巨大船队出使西洋,每次都经过福州门户——闽江口五虎门一带．在长乐县太平港停泊一段时间．少则数月．多则近十个月。船队在此补充给养,装载货物,修造船舶,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历史功绩与现实意义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恢复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开辟了中国到达红海及东非沿岸的航道,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世界航运业的发展,促进华侨移入南洋,并为开发南洋作出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纪念和宣传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史迹,将会加深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互相了解和传统友谊,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郑和、王景弘下西洋表现出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开创和探索的献身精神,是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它表现的面向世界,勇于开拓精神,对今天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有着借鉴作用。     

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关于新航路的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主因讨论及其对现今的借鉴意义

新航路开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性质的;而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质的。导致两者之间差异的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在对二者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实际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大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社会进步;应该重视海洋,走向海洋,培养中华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及创新精神。     

关于新航路的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主因讨论及其对现今的借鉴意义

新航路开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性质的;而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质的。导致两者之间差异的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在对二者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实际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大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社会进步;应该重视海洋,走向海洋,培养中华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及创新精神。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长乐经济文化的发展

郑和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启程,泛海至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数月,等候东北季风。郑和船队在长乐的活动,给长乐经济文化的发展,施以多方面影响。     

收藏郑和宝物的泉州人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七次率船队远航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东非海岸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最人时船队约二百余艘大小船舶,人员多达二万余人,各司其职、管理严密。其海船之多,吨位之巨,人员之众,技术之精,航程之遥,均是史无前例的世界航海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对扩大中外和平友好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据考证,郑和的船队通常由苏州的刘家港启航,南下后屡次进入闽江,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